【热点追击】北大生科院院长饶毅决定从此不再参加院士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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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偏听偏信，坚决反对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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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对饶毅进行了独家专访。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  

　　我觉得科学院院士的选举，大体范围内还是他们在求比较公正。很多人误解，认为院士本身制度造成了很多问题，其实是文化造成了问题。院士最大的特点，不是副部级(待遇)，副部级待遇是让这些人医疗条件改善等等，其实不是这些东西，其实因为中国人希望得一个他们叫“修成金身”。院士是一个终身荣誉，得了以后就掉不掉。所以其实很多人向往的是这个东西，他的权利其实都来源于你作为院士就掉不掉，然后你又可以选其他院士，其他人又都想进去，所以就对你卑躬屈膝。真正滥用权力的院士不多，但是有相当多的学科里面，有几个人滥用权力，是他们把院士的牌子、名声搞坏了。  

　　今年49岁的饶毅可谓科学界的“名人”，曾任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委，在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均做过学术报告。2007年45岁的他从美国西北大学全职回国，随即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与其前后脚踏上故土的还有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施一公，两人回国一度被视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的标志性事件，并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舆论更将他们的回国与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的回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在海外成名后，壮年归国效力的科学家。  

　　不要院士这个荣誉，对饶毅个人而言，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在生物学界和在自然科学界，多数人都知道饶毅在学界的地位，与他当不当选院士无关。不当院士，只是对他在学界以外的“工作”会有影响，一来他可以不参加，再次在他看来，那些也有很多根本算不上“工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  

有一个单位组织一个学术活动，他就先是中国的院士，再是美国的院士，再是我。我说你要就按照学科、专业方向来排谁先讲谁后讲，要就按学术水平来排，你不能这样中国院士、美国院士、再我，那样我就不来了。  

　　对于这位神经生物学家，公众熟悉的不仅仅是他研究的领域，更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早在2004年，饶毅在全职回国前，就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对中国政府的中长期科技规划表示关心，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2010年年底，饶毅和施一公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刊出社论，认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机制更多的是靠关系而非学术水平高低，文中他们直言不讳地批评现行科研基金分配机制“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落选院士，是否与他大胆、犀利的言论有关呢？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  

　　你说是不是说话多，我觉得说话多是一个因素。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原来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问题，加上文革以后有一批人，只觉得要得东西，不想到自尊和有原则。  

　　饶毅表示，基于院士制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对老一辈科学家的尊敬，尽管自己早就预料到会落选，还是接受了参加中科院院士的推选。但接受以后，又以博文的形式将自己预料的结果发布出来，并宣布不再参选，在别人看来可能匪夷所思，在饶毅看来却独具意义。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  

　　这个事件造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有一部分正教授不敢来了，他心里想，饶毅已经被群殴一次了，我这个教授还没有他高，那不是也要给别人群殴一次吗。那他也知道这些人不如他，他觉得这个群殴实在不值得，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吓退一些人。所以我得出来说不做，要不然我光落选，那他们也可以有勇气说不做，我就一次也不参选，我们就做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对风气会有一点促进，至少他下次要想一想，对待别人的时候，他要去找好的人，他要找得对，要他找错了，别人笑话他更多，他继续打压其他好的人，他心里也会有所顾忌。  

　　饶毅给记者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没有当选院士，不代表不被肯定。那在饶毅看来，什么才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呢？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  

　　我觉得你很大的一个事情是，自我判断和肯定。你自己有自我判断和肯定，其它的判断和肯定，对你是有影响的，但是不是最关键的。凡是对自己没有判断和肯定的，和不自信的人，他就希望别人给他多戴一顶帽子，因为只有那个帽子，他才觉得是肯定了自己。  

　　尽管自己不再候选中科院院士，但饶毅说，他一个人表态就足够了，其它合格的人还是应该去参选院士，而合格的人当选院士本身，也可以帮助改变现有的问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  

　　以后有更多的做得好的人进去，本身质量的改善就是一个改善。做得好的人自己有质量，自己会尊重自己，他对质量的要求也会高。另外只要有自尊的人，他在继续评选的时候，他会严格按照原则，按照学术来，不会去接受其它的那些东西，接受其它东西，他自己都觉得自降身份。然后做了院士以后，不要什么东西都去过分的做，做自己懂的东西，不要不懂的东西也去做，不要去跟某些要跟你搞利益交换的官员，我觉得都是这些具体的事情要去改善。  

　　当初饶毅毅然回国，是因为觉得中国可以很好的发展科学和教育，而他自己也可以做些工作。现在他的想法并没有改变，落选院士，他还照样做他的工作，并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  

　　我在美国看过美国有问题，别人对我分析美国问题，别人不能理解，因为美国的问题跟中国不一样。但是美国那些问题是已经交织、僵持在那里，解决不下去，所以他反而往前走就慢。我觉得这个中国会越做越好。我有一个说法别人不太接受，我认为中国的问题这么多，这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原因，因为这么多的问题大家看得懂，而且大家也觉得其实可以做的。所以这个人解决这个问题，那个人解决那个问题，全国解决一点，就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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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知识到了那个高度以后会没有那些束缚，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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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称为“学部委员”


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

院士制度特权最大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但是苏联的院士制度副作用并不大。

在中国的副作用，设立时很难预见。我自己在加州大学（80年代）或哈佛大学（90年代初），曾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建议将当时的“学部委员”改成“院士”，这封信是否起作用任何，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我，还是真正做出决定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可能还有国务院批准），称呼改成院士都是因为认为需要更多尊重科学家。那时，即使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与他们的贡献不相称。那时不能预计到现在的问题，包括对中国文化对头衔重视的程度。

很多人以为院士的所谓副部级待遇，其实不是很重要。在北京、上海，一些院士看到主管自己经费的司局级（甚至处级）都点头哈腰，从无副部级的感觉。头衔的意义大于待遇。如果将“院士”重新改成“学部委员”，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是否愿意改成“学部委员”在于科学院领导和主席团是否愿意，换个时髦的说法，这叫“自律”。


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无论对院士制度如何想法的人，都担心有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其实还不到中国真正“科学家”的水平），当了院士以后，就不真正积极做科研，带来明显的问题：1）有些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做院士，所以，一旦当选院士，就积极做其他事情；2）这些人给学生树立不良榜样，有些学生也决心步其后尘、走入歧途，影响中国科学今后的发展方向；3）这些人不积极做科学，并非没有资源，而在资源比较多和权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不积极做科学，那么就给国家的科研投资带来较大的浪费；4）从普遍情况来说，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做到国际上比较好大学的副教授就在当选院士后离开科研一线（“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


和院士竞赛 相互激励


能否解决“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的问题？除“自律”以外，我们也可以试图给予激励。比如，我这几天有个想法，是个“以身殉职”的竞赛建议：

殉职的意思是说，这个竞赛的失败者，已经定义是我本人，而胜者是那些现在和将来在中国做科学比我好的人；

在十年以后（2022年8月17日），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

因为有些院士回国比我早，所以从现在算起不太合理，所以比较的年代可以从20年前1992年开始，到2022年为止，共30年，只以在中国进行、以中国为第一地址发表的论文；

竞赛的对象主要是生命科学做探索性科学研究的院士，年龄大的不算因为他们的时代和背景不同，而是和我年资相同或更年轻还有冲劲的，也就是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学，1991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或1994年以后有独立课题组；

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自愿加入；

竞赛的标准是在中国做的科学研究，是否针对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其工作对本学科领域的贡献在世界上、在人类知识推进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们不用担心谁评价。十年后，中国（和海外华人）能够评价科学水平的人自然应该更多。如果不行，就由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也行。大家说了，我就不说。当然，大家都不评价，我也可以说。


乐观的“孩子气”好于不良的“中国式成熟”


我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不如我。而是真心期盼很多人比我好。我现在就知道有很好的，比我好的，不过不一定都在科学院院士行列。

和我竞赛不是很难。因为，我将继续32岁以后的习惯：晚上和周末习惯性不上班、还看专业以外书籍和写杂文、实验室研究生和博士自主做科研（如何上下班不是我的事情和休假不用请假）。所以，中青年院士（和其他自愿参加竞赛者）肯定容易超过我。

我这么做，也许不仅使得一些院士因为爱面子而积极做科研，可能还激励科学院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特别是微观生物学小组，积极选拔一些真正好的人做院士，这样十年以后来看，比饶毅好的人里面，全部（或多数）还是院士，而不是院外比饶毅好的人多于院内。

这样的竞赛是否小孩子气？也许。不过有理想的孩子气远远好于中国不良习俗的所谓“成熟”：在国际上畏畏缩缩不能上台面，在国内背后搞人水平高。

这个竞赛，实际上并不是我开启的，而是8月17日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公布的结果所确定。从那天以后，就有一些人会默默地做这种比较。本文的作用，只是公开和明确了大家做的一件事。

本文也使此次事件，不以争论而结束，而以向前看，大家努力在中国做好科学而结束。

公开提出竞赛，也许能起良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国目前还不高的科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