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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2cefc101008k98.html
出门在外,大家最怕的就是生病。尤其是我们这些飘洋过海来美国的游子,人生地不熟的,要是万一谁得了大病,这可如何是好?所以,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保持身体健康应该是我们所有海外游子的头等大事,它和学业与工作同样重要。
来美数载,我们两位男女家长基本一直保持在健康状态。在我们的小家庭史上,值得记录的患病事件,当属我家大宝在三岁时得肺炎那次。这件事,让我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释怀。你猜为什么呢?我先告诉你答案吧:在美国,孩子得了肺炎只是吃药,医生既不给打针,也不给输液。绝吧?
记得那是1997年1月中旬的某天,已经咳嗽并持续发烧数日的大宝终于撑不住了,老公只好再次把孩子带到儿科医生面前复诊。说到这,我真想发个大大的牢骚。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圣路易斯,孩子发烧咳嗽甚至都能听到类似于哮鸣音时,美国的儿科医生还是不给开抗菌素。他们坚信,孩子咳嗽感冒只是病毒感染,根本不用吃抗菌素肯定就能痊愈。顺便说一下,在美国,抗菌素是处分药。没有医生的处方,老百姓是没法去药店拿到抗菌素的。
应该承认,大部分的时候,医生的这种推理是正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孩子的病程未必每次都按照医学理论而发展进行。连咱老百姓都知道,病毒感染还可能会合并细菌感染呢。医生,您给我们开点儿抗菌素先预防着,还能真的害孩子不成?你没看这大宝又是咳嗽又是发烧的,已经有十来天了。孩子不吃抗菌素,这病怎么能好呢?
那天,儿科医生仔细地检查完大宝后,终于痛痛快快地丢给老公一个药方子“去拿药吧,你的孩子得了肺炎,孩子至少得需要服用十天的抗菌素才行”。
当晚下班回家,我一听孩子得了肺炎,既心疼又着急。我想,要是医生早点给用上抗菌素,孩子也不至于发展到肺炎哪。我越想越急,越急越气,我顿时心里慌了。记得我8-9岁时,我得过一次大叶性肺炎。为了治病,我当时又是住院又是输液的,好像折腾了一段时间才痊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发烧咳嗽的时候,我总会去我们居民区的那个医疗点去打青链霉素。眼下,大宝得了肺炎,医生不仅不让孩子去住院,连针都不给打一只,更别提输液了。这病,就靠这口服的药罐子,能治好吗?
作为学医的,我当然懂得滥用抗菌素的后果。可孩子得了肺炎,只靠口服抗菌素治疗,难度确实太大了。美国的抗菌素和退烧药,又甜又稠,药的味道根本就不和我家大宝的胃口。平时,孩子得个小病时喂个药时都特别费劲,我想,用这味道讨厌的药水来对付这肺炎,肯定比发财都难。
在美国,你猜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想家?我个人的体验是,在大人或者孩子生病的时候,会特别想家。在大宝得肺炎时,面对咳嗽高烧不止的孩子,我最想的人就是我大姐。大姐在国内做医生,平时家里人有个大病小灾什么的,都靠我大姐忙前忙后。我幻想着,要是我们在中国,那该多好啊。在大姐的诊室里,大宝想打针就打针,想输液就输液。可是,远水不解近渴,这只是我的梦想而已。
虽然美国人也兴走后门,可那时咱不认识谁呀。大宝的这儿科医生铁了心地要坚持她的治疗方案,我们确实没办法。既然走不了后门,我们只能按照医生的最高指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来给大宝喂药了。即使是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喂药的时间表应该是:退烧药四小时一次,抗菌素一天两次。
大宝从小身体素质就不错,如果她想用体力反抗点儿什么,我真的整不过她。记得大宝第一次上托儿所那天,老公去芝加哥送我母亲回国,我一人在家对付这丫头。你都想象不到这孩子有多大劲儿。为了逃避托儿所,她能把我好不容易给她穿上的裤子,活生生地用双腿给蹬掉了。瞧,这孩子够厉害吧。我担心,如果大宝极力反抗我们喂药,孩子这病根本就没法治,这可真急人。
远在中国的母亲看我急得够呛,向我建议到,要不,你们两口子一人按住孩子,一人往她嘴里灌药,看看会怎么样?我想,大宝这小脾气,肯定不吃这套。待我们怀着侥幸的心理试试后,这招果然不灵。母亲随后又提醒我,有一种服药用的注射器,可以用它把药直接灌到孩子嘴里,也许值得一试。你还别说,这种注射器还算不错,它确实可以把药送进大宝的嘴里。可没过几分钟,那红药水又从大宝的嘴里原样地吐出来了。喂药,喂药,这可真愁人啊。美国医生,你怎么就不能给孩子输个液打个针什么的呢?
对付这三岁的孩子,当时确实难倒了没有太多育儿经验的我们。既然大宝不吃硬的,那我们就来试试软的吧。我想啊想,孩子最喜欢什么呢?什么可以给她分分神呢?那阵子,大宝最喜欢看巴泥,就是那个又唱又跳的大恐龙节目。为了哄孩子,我和孩子爹决定当回变形恐龙。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瞎编了几首根本就不存在的怪歌,老公也现场制作了大量手舞足蹈的夸张动作。怪歌配奇舞,为的就是要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好让孩子能稀里糊涂地把药吃下去。这一招,果然见效。一看到摇摇摆摆的爸爸,再听听鬼哭狼嚎的妈妈,大宝终于笑嘻嘻地把嘴张开了。我们就是这样渡过了难熬的十天服药期。每次喂孩子吃药的时候,假想有一位趴窗窥视我们家的路人,如果他不明真相,还以为我们在日夜过狂欢节呢。
吃药难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我们两人要和各自的老板谈请假这事了。大宝得肺炎时,我们两人都刚刚毕业做博士后,基本上都处在被美国老板严密考查阶段。我的老板是个从来不吃午饭的日本人,老公的老板则是个单身的大龄美国女教授。这两个人,工作严谨,不苟言笑,从面相上看,就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向他们请假,非得发扬下定决心不怕被炒的精神才行。
还好,天可怜见,这两位老板得知大宝患了肺炎以后,都动了恻瘾之心,他们分别像特赦囚犯似的准了我们的假。为了照顾大宝,我和老公轮班倒,两人上下午轮流上岗照顾孩子。夜里谁精神头足,谁自愿起来喂孩子吃药,一直到大宝痊愈为止。
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工作忙,压力大,最怕的事就是孩子生病。既然谈到了老板,那我就顺便说几句生物研究吧。做过科研的人都知道,搞生物研究的,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最佳的实验条件,要想得到有发表价值的实验结果,不易啊。这种看法当然不是我的独家观点,不信你问问目前还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哥们姐们去,听听他们怎么说。不瞒你说,上周末在一个聚会上,一对正在做博士后的中国夫妻毫不忌讳地告诉大家,做博士后真苦啊,天天没什么结果,还得瞎忙。有时候,照顾孩子都没心思。
大宝得肺炎那阵子,我们两人所在的实验室都在为申请下一年的经费而加班加点呢,我们请假时真是肝胆俱颤啊。不过,如果换位想想,当年给我们准长假的教授,他们也有压力。如果弄不到科研经费,教授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这样的条件下,两位老板能照顾我们家庭的困难,我们还是很感激的。
现在再回到打针这件事上。在美国,孩子得了肺炎都不给打针,你说说看,那还能有什么时候需要打针呢?而且,不仅孩子生病时不打针,就连我们这些大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载,也从来没输过液打过针。记得回国探亲时,时常会听到有人说,谁谁谁在挂吊瓶,谁谁谁要去打针。在美国,打个针输个液怎么这么难呢?
看来,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生孩子,手术) ,注射器针头和点滴瓶子,将和家乡的猪肉炖粉条一样,永远变成了我们上世记的记忆。而已经长大即将上高中的大宝,根本就不知道输液和打针治病的滋味。美国孩子不打针,你信吗?
感悟:杀鸡焉用宰牛刀
观念、文化等的差异,也是滥用抗菌药物、看病贵的重要原因,咱们的医院还有多少“过度医疗”、“资源浪费”?怎样才改变现状?我们能做些什么?请大家讨论!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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