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医生为何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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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楷体_GB2312]在医改方案公开征集意见之时，把《新民周刊》10个月前的这篇力作挂到论坛，希望共同思考讨论。医改方案毕竟决定整个行业的发展，更决定是否能够动摇以药养医等体制，与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关系很大！

时近2007年年末，传来消息说，医改方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新方案出台在即。
　　由卫生部、发改委、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16个中央部委派员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领导制订了这一轮医改方案。方案中综合了各方意见，其中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WHO(世界卫生组织)和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等9家单位提交的报告，以及若干次高级别的会议上听取到的地方政府的意见。
　　在这个议论纷纷的过程中，医生的角色显得古怪。

对这件利益攸关的大事，他们没有像经济学家、政府部门甚至普通民众那样，各自寻求表达的渠道与机会，反而沉默异常。
　　有人说，沉默是因为这一轮医改的起点就是对医生的批判。
　　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
　　医生、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究竟怎么想？他们怎么看近在咫尺的医改？
　　医生：主角还是看客？
　　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
　　“你可以问问看，哪个医生愿意自己的孩子学医？”这句话就像一个暗号，每个接受采访的医生都愿意重复一遍。
　　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推动了新一轮医改。经济学家、研究机构和媒体深深地卷入了制度设计的争论。而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医生，在为时两年、声势浩大的争论中，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关于医改的争论，一开始某些社会舆论就把医生放在了受批判的位置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院长朱正纲说，医改涉及医务人员的根本利益，医改政策的出台必须兼顾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中国社会普遍将医生看作现行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医生们却用苦涩的自嘲拒绝这种归类。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他们用反对下一代学医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褪色的荣誉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做医生？”上海一家二级医院里，印蓓医生自告奋勇地要替记者做一个调查。在座的6位医生从业时间基本上都在20年左右，正是医院里的中坚。
　　摇头，脸上是无奈的笑，6名医生的表情如出一辙。
　　朱正纲和大多数同行的想法不同。他出身医学之家，父母从医，他自然而然地学医；朱正纲的妻子也毕业于医学院，夫妻俩都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族的医学传统。但朱正纲摊开手说，孩子拒绝这样的人生规划，他向担任医学院院长的父亲表示，自己坚决不会学医。
　　“太忙，责任太大，顾不了家，收入也不高”，朱正纲的孩子这样形容父母的职业。“医学世家”从前让人肃然起敬，但现在已经失去了光环。胡庆澧家族已三代行医。这位曾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兼副总干事的儿科医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胡庆澧的父母、胡庆澧本人和他的儿子都是医生。但让胡庆澧引以为荣的“医学世家”的家族传统，眼看就要断裂了。胡庆澧的儿子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医生——这个“忙、责任大、收入不高”的职业——在很多医生自己看来，已经不再值得留恋了。
　　尽管胡庆澧感到难过，但是他表示能够理解儿子的想法。这个行业陷入了令人不快的信任危机，医生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凡此种种，都让人望而生畏。
　　医生的从业意愿似乎已经跌倒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他们不再被誉为“白衣天使”。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医生这个名词更多地是和“灰色收入”、“滥开药”、“过度检查”甚至更可怕的“医疗事故”，联系在一起的。
　　在纪录片领域屡有重量级作品的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今年又推出了重磅炸弹——《医疗内幕》(《sicko》)。曾经用电影猛烈抨击总统布什的导演，这一次把矛头指向美国的医疗体制。在电影中，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像吸血鬼一样，在病人急需治疗的时候，用种种计谋拒绝支付费用，为了商业利益一次次剥夺患者生存的机会。
　　迈克尔·摩尔把美国的医疗制度描绘得黑暗恐怖。但这位以“尖刻”著称的导演，没有批评美国的医护人员，他认为，伤害患者的是医疗体制而非医生。
　　然而，在中国，医生很难得到这样的宽宥。正如朱正纲所说，新的医疗体制改革始于一场措辞严厉的批判。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宣称“医改基本不成功”。尽管报告并没有将医改的得失归结于人，而是着眼于制度设计，但医生们仍然感受到了空前的舆论压力。
　　2003年SARS肆虐期间，社会似乎再次看到了医生的牺牲精神，他们重新被称作“白衣天使”，曾让许多医生十分感慨。但SARS带来的空前的谅解气氛消失后，这个称呼几乎再次被遗忘了。医生又恢复了他们备受指责的形象。
　　一份杂志最近推出了一份“职业声望排行榜”，医生被称作“最受人非议的职业”。另外两个被提名的职业是警察和保安。
　　常常纠缠不清的医疗纠纷也让医生的声望下坠。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在与记者见面前，刚处理了3起医疗纠纷。他说，处理各种医患纠纷耗去自己一半甚至更多的精力，这份工作让他苦不堪言。袁克俭一落座，还是用“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做医生”这句话来自嘲。这句话出自他口中，听起来是如此失望和不快。
“医院恐惧症”
　　不信任的气氛弥漫在医院周围。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办公室里，整形外科专家李青峰递过来一封信。


信件没有署名，其中语气激烈的字句，多是在宣泄对医疗行业和医生的不满。李青峰常常收到这样的信件。关于现在的医疗体制和医生这个职业，他听过的抱怨、指责甚至是咒骂，要比这样的信件多得多。
　　最近在北京一家医院中发生了一起悲剧，把这种不信任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一位年轻的孕妇罹患重症肺炎，亟需手术治疗，但她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根据有关规定，手术不能进行，数十名医护人员只能眼睁睁看着胎儿和孕妇先后死亡。对这一事件，眼下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但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李青峰医生看来，悲剧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由于医患双方完全丧失了信任。
　　“死者的丈夫对疾病一无所知，却对医院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和不信任”，李青峰说，这是弥漫在全社会的“医院恐惧症”的极端个案。
　　在李青峰看来，如果在20年前，这样的悲剧根本不会发生。那时候的医生掌握着治疗的主动权，他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坐视病人死亡。
　　20年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已经退休的胡庆澧当年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工作非常辛苦，每周只有半天时间能回家休息。他的妻子也是医生，两人工资微薄，除去必要的花销，每月仅能储蓄4元。但这段艰苦的生活，现在成了胡庆澧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医患关系很好”，胡庆澧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病治好。”病人赋予给医生的信任，以及亲密无间的医患关系激发了胡庆澧的信心，让他深感职业尊严。
　　和20年前相比，治病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服务，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越来越被看作是合同关系。对此，朱正纲用了一个委婉的说法表达不满：即使是服务，医疗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形式，而李青峰直言不讳地反对将医患关系理解成合同关系。
　　“如果医疗是一种合同”，李青峰说，“病人就必须完全了解选择某个治疗方案的理由，以及这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有些治疗方案，连医学生和非专科医生都无法理解，怎么能够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理解？”
　　有些医生可以开出三个治疗方案，让病人选择。“公平吗？看上去很公平。其实呢？病人被牺牲了。”李青峰断然说，“病人不是专家，不可能知道哪种方案最适合他。”
　　在病人对医生越来越“不满意”的情形下，医政部门推出了医疗服务“满意度测评”。这被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批为“机制倒退”、“弄虚作假”、“表面文章”。袁克俭直言不讳地反对单纯从满足患者要求出发去理解医疗服务。
　　和20年前相比，医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是让患者依赖医生，而是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医生，担心他们利用自己的无知谋取私利。而医生在医疗官司的教训下，也开始在心里建筑自我保护的防线。怀疑使医疗成本急剧增加。医生变得过分谨慎，即使是面对那些症状典型的感冒，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也宁可安排病人查血、拍胸片，以排除其他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检查都是不必要的。胡庆澧将以往的医生和病人比作“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战友”即使没有变成敌人，也已经要彼此提防。
　　由于家属不签字而不能手术，导致病人死亡，在李青峰看来，医生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避免可能出现的纠纷，避免可能出现的责任。
　　这种心态的变化，也许是20年来中国医疗体制变化的一个部分。
　　和20年前相比，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了——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进步的一个指标，但这一成果并不巩固。“医患双方彼此警惕和恐惧，导致治疗活动无法按照医学科学的原则进行”，李青峰认为，这是现行医疗体系危机重重的征兆。
   
   医生的工资
　　简伟1992年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一所区中心医院工作。


简伟真正安心做医生的时间只有一年。一年以后，他开始主动申请上夜班，因为这样可以留出白天的时间去做药品代理。几年后，他正式离开医院，进入药品公司，做了专业的药品营销人员。“当时医院给我的工资是每个月200元，做医药代表可以拿2000元。”他跳槽的原因就是如此简单。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一大批医生投入到药品、医药器械销售行列，医生跳槽热与当时的出国热一样如火如荼。简伟目前在一家外资制药公司工作。如果10年前没有跳槽，他现在应该是那家二级医院的资深医生，月收入3000多元。这个收入让今天的简伟觉得实在“可怜”。
　　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和医护人员都叫苦连天，认为低得“可怜”的收入已经成了阻碍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但在许多病人看来，医生的收入绝不会显得“可怜”：公立医院被看作是“垄断企业”，他们的名声和“药品回扣”和“红包”联系在一起，这会是一个“可怜”的群体吗？
　　许多大医院里都可以看到一些醒目的高档汽车，这尤其让人难以相信，医生的收入会像他们自己抱怨的那么低——医生的收入到底有多高呢？
　　长期以来，医生对收入的自我评价与社会的评价相去甚远。
　　这个行业起薪不高是公认的事实。在上海，李青峰说，医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勉强2000元出头，博士的起薪在3000元左右，护理人员的工资更低。当然，“重点学科病人多、自费项目多、商业保险多，收入与其他科室不可同日而语。”
　　医生的收入问题无法一概而论。同级别的医生，三甲医院的收入要高于二级医院；在同一家医院里，不同科室的医生收入也有差别——有时候，科室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会令人瞠目。
　　几年前，在瑞金医院收入最高的科室里，一名医生月奖金达到五六千元之多，而在奖金最低的科室里，他的同事只能拿到五六十元。100倍的奖金差距让一些医生深感屈辱，他们曾以拒领奖金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现在，收入差距也许不再那么触目，但两极分化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缓和，只是越来越被医生所接受。医院普遍进行经济考核。在考核的压力下，也在奖金的压力下，科室主任和医生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的方法，除了争取尽量多的病人，就必须在每个病人身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情形被称作“医生创收”。人们将此看作“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的原因，后者导致了医疗费用上升，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医生创收”败坏了医疗制度的信誉，腐蚀了医生的道德基础，伤害了他们的职业荣誉，最终导致病人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
　　那么，那些医生为什么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付出这般昂贵的代价来创收呢？
    收入倒挂
　　医院的经济考核体制毫无疑问会导致医生多开药、多检查，因为这与他的收入息息相关。但院长们辩护说，经济考核是不得已之举，否则医院收支无法平衡。
　　“医生的收入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是取决于开多少药，这真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李青峰说。
　　公立医院里，医生的诊疗活动收取的费用是有限制的。这和我国低下的医保水平有关——如果诊疗费用太高，医保就无力承受。至于药费，只要不是医保目录内的药物，再昂贵也是由患者自费承担的，所以就形成了“药贵医贱”的格局。这正是导致医生的收入取决于开药而不是技术水平的原因。
　　李青峰经历过一次马拉松式的手术。2个麻醉师、4个护士、8个医生工作了19个小时。这台手术的价格是2300元，外加20%的津贴。如果换算成小时工资，数字的确低廉得惊人(平均每人每小时不到11元，与钟点工的收入差距不大)。而在通常情形下，朱正纲举例说，一台胃癌手术平均需要4个小时，动用两个麻醉师，1个主刀医生，2个助手，1个实习医生，2个护士。国家核定的价格是1800元，人均小时收入50多元。
　　“要知道，两根手术缝线的费用也要接近200元！”倒挂的价格体系让李青峰看重的知识和经验完全贬值。
　　护理的收费更低，李青峰说，三甲医院的一级护理，工作内容包括帮助病人漱口、解手、擦身、打针、换药，每天收费是12元。不止一位院长诉苦说，上海的三甲医院里，护士每年要流失10%左右；许多优秀的护士都去美国注册，没有人愿意读护校。
　　院长们说，因为收入低，医生尤其是护士，改行的越来越多。骨科主任倪诚说，那些和他所在的医院级别相同的二级医院里，“医生、护士每分每秒都在想着改行；只要有机会，立刻就会跳槽。”
　　“来我们医院实习的医学生，好多人对我说：不要给我安排工作，我毕业是不准备当医生的。”倪诚说，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目标是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
　　朱正纲不断强调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他毕业后追随我国外科名医傅培彬。老师告诉朱正纲，一个医生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做到三点：第一，30岁之前不要恋爱结婚；第二，工资全部吃掉，不要存钱；第三，晚上10点之前不要睡觉。
　　朱正纲33岁才结婚，婚前一直住在医院宿舍里。他听从老师教导，为了保证营养，从不存钱，工资全部吃掉；每天晚上坚持读书，从来不敢在10点之前上床睡觉。朱正纲至今认为，年轻人周末去逛街、看电视剧、炒股、打麻将，就“完蛋了”，肯定“没有前途”。
　　漫长的学习过程大大提高了这个行业的从业成本。医科学生5年才能本科毕业，要想取得博士文凭，需要11年时间。在那些尖端的医疗领域里，知识更新的速度比其他学科更快，这逼着他们一生都必须保持学习的习惯。这一切都使医学生对薪酬的期望高于其他行业。但中国的现实常常给他们迎头一击。
　　这个行业也是公认的辛苦。朱正纲说，在瑞金医院，外科医生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不会少于12小时。超时工作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科室，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是每一个医生的生存状态。
　　好医生意味着智力水平、心理承受能力和体力都要上乘。为了将这样的人吸引来并且留在医疗行业，在李青峰看来，高额薪酬是绝对必要的。
　　这个中国顶尖的整形外科专家十分直白地说，医生的起薪应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随着年资和技术增长，医生会承受社会责任和道德压力，他的经验和技术能力要受到更多、更严格的考验，因此，“他的工资应该与他承担的一切成正比”。
　　他为那些开豪华车的同行辩护。“一个医生敢开豪华车，他的收入就一定是合法的。”李青峰说，“这样的医生产生必须有三个前提，第一，他在著名的大医院工作，第二，他所在的学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知名，第三，他有别人没有的绝活。”
　　在北京一家有名的专科医院里，有人告诉李青峰，那里收入最高的医生每个月可以拿到10万元，开着很好的车，因为“在他的领域里，全国他的病人最多，他的团队一星期做40台手术；他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都在工作。他没有其他爱好，每天下班后喝一点二锅头就回家睡觉。他的头发都掉光了。”
　　李青峰设想的未来，决定一个医生薪水的，应该只有技术水平、病床周转率和病人投诉数量三个因素。在他设想的理想状态中，一个医生收受红包和虚开药品无异于自毁前程，将被整个行业拒之门外。

星火

生要求不高,待遇象老师一样与公务员持平就可以啦:L

一枝梅

跛足的卫生政策买单，医生无语完全可以理解！
这样的环境，不说也罢！:@

幸福

要总是在非典、抗震救灾这些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到来才想起白衣天使的伟大啊！:'( :L

西北耗子王

要有突发事件，就一定会有医护人员的身影，这是毫无疑问的！可这样的付出换来的是全国讨伐声一片，这自然有我们医务人员自身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问题，肯定是体制、舆论导向有问题！
这篇文章，说的很实在啊！

缭绕

去年，我曾发贴，上海某次会议上，有家著名医院的院长向医改专家质问，有会员问我问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医院的院长，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们院长只是个旁听者:$ 现在我告诉大家，那位院长问的是什么——他说，请问制定医改政策的专家中有几位有医院的工作经历？
这些专家可以说确实有实力，比如国外留学经历，但他们未必了解医院，未必理解医护人员的心声！因此，无法引起医生们的共鸣！

老朽

绕版主的帖子说的好，也是我看到1＃帖子后的第一想法：
讨论制定这个方案的人里应该有是来自医院的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和院领导，听听他们的心声。

GLYT

们省工会提出“5年内使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总收入翻三倍”，想法是美好的；的确公务员、教育系统在不久的将来，愿望可以成真，但医疗系统得到的却是空想。为啥会有这样的结果？2006年的商业贿赂，把医疗行业推入了深渊。“非典”建立起来的白衣天使形象毁于一旦，难道就只有医疗行业存在贿赂行为吗？行政执法部门？2007年的雪灾、2008年的大地震医务人员担当担任的又是怎样的角色。大灾大难前，我们冲在最前面，这是我们的职业操守；但在荣誉面前我们被遗忘了，我们应该为自己觉得可悲！这样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我们还有信心，还有必要把我们的孩子再无私的奉献？

依山

医生工资收入的倒挂、“医生创收”败坏了医疗制度的信誉，腐蚀了医生的道德基础，伤害了他们的职业荣誉，最终导致病人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中国医生的悲哀:'( :Q

ayding

不仅仅是医生吧。。护理人员也同样辛苦，为患者治愈、医院的发展在默默奉献。。可现在护理人员的待遇比医生更悲惨。。。。我们这里一个买冷饮的一个月收入都比护士高。。

csphq

高知识、高风险的行业，承担的是更高的压力，失出的是时间和健康的体魄，得到的是什么。。。。。。。。？“白狼”———多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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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方案的创新性不够，观点不鲜明，用语很模糊，要么是政策的制订部门信心不足，要么是不想大改，要么是故意用模糊的字眼搪塞过去　———现在样样都是免费，政府样样都加大投入，天天听到振奋人心，但政府的财政准备好了吗？
　———卫生事业的性质并不全部是福利事业，在强调公益性的同时，不应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
昨天，广东省卫生厅、省发改委联合召开首场座谈会，就国务院新近出台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广泛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包括高校、社科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记者在内的九名专家对新医改方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等出席。
　“我刚从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回来，在常委会上反映比较集中的意见是，征求意见稿太长，难看懂，涉及的内容太多。在这里，我们想听听广东专家的意见。”姚志彬的简短开场白，引起在场专家积极回应。
     座谈会后，姚志彬表示，将把相关意见整理上呈省政府和国务院，同时，对社会各界的征询意见工作还将继续进行。

　　建议医生按公务员“定薪”
　　省政协常委、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何锦超：这份征求意见稿内容还是很丰富的，由于涉及面广、篇幅长、内容多，老百姓普遍说看不懂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出台具体细节。在具体实施中，应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在医改问题上想要统一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国务院应给各省留出空间，让各省结合实际出台细化措施。

　　在具体的方案中，何锦超认为涉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陈述太少，广大医务人员同样存在养家糊口的实际问题，他建议可参照公务员给予医务人员固定薪酬，同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医改应避免“财政不到位”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编辑祁海：医改方案给我三个印象：空、长、重点不突出。总体感觉不像是具体的政策，而像一篇谈医改的理论性文章。到底这次改革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哪些是过去没有现在新增加的？到底改了什么东西？

　　现在样样都是免费，政府样样都加大投入，天天听到振奋人心，但政府的财政准备好了吗？祁海举例说，义务教育免费以后，老百姓都赞成，但在实际执行中，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反映，取消学杂费后，校服费、住宿费、伙食费却上涨，结果读书负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又如农业税取消后，有农民反映负担并没有减轻，因为农药、化肥费用上涨，农民负担比以前更重。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就是因为地方财政负担不了，医改执行中也要避免出现类似情况。

　　公开医院收费水平和误诊率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孙洛平：医改方案面面俱到，反而没有了特色，等于什么都没讲。医改方案并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目前世界上有两大医疗保障模式：美国模式通过市场制约医院提高医疗价格，养了大量保险从业人员；英国模式则通过政府制约，公民到公立医院看病做手术，需要排队、预约。目前中国医疗卫生管理相当混乱，导致看病难和看病贵，应该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体制。

　　孙洛平建议，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制约医疗服务的高价格，建立公共医疗信息平台，把各医院的服务价格、误诊率等信息上网公示，让患者可以自由选择。

　　一省之内也存在严重不均等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少贤教授：医改方案只是给出了指导框架，各省应根据各自特点出台细化措施，同时要注意区域、城乡之间的不均衡。

　　根据广东省最近的调研，广东人均GDP为36050元，但最高的达到33万元，最低的只有5400元，差距是102：1；每千人口的卫生技术人员最高的地区达到7.1人，最低的只有1.6人；人均公共卫生投入最高的地区23元，最低的只有2.96元……可见，广东各地也存在严重的不均等，细化的医改方案应该充分考虑到上述国情、省情。

　　强调公益性不应忽视市场机制

　　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邱鸿钟教授：目前群众反映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有病无所医”，而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对医疗安全、质量、收费不信任”。对医院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服务体系不健全，而是产权不清晰的问题、政府投入和医疗成本不平衡问题、医院经济负担过重。药品方面的问题不是没有基本药物制度，也不是生产流通不畅，而是药品安全质量和价格问题。作为“看病贵”，贵在药物的价值“不所值”，虚高不合理。

　　邱鸿钟指出，卫生资源分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要明确政府卫生投入增加的比例和机制，地方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必然导致全国地区差异进一步加剧。他还指出，卫生事业的性质并不全部是福利事业，在强调公益性的同时，不应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卫生事业也是服务行业，市场机制反而能使价格趋于合理，服务趋于优化。

　　医改首先应该明确“政府投入”

　　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新医改方案的改革与创新性不够，意见本身不够系统，观点不鲜明，用语很模糊。“要么是政策的制订部门信心不足，要么是不想大改，要么是故意用模糊的字眼搪塞过去。”若这么多单位参与的医改新方案仅仅如此，其“性价比”太低，有很大的修改空间。

　　郑梓桢认为，医改方案首先应明确政府的投入，这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明确划分，这样老百姓心里才踏实，因此政府投入部分在方案应该有比较明确的列项，但这一重要内容恰恰没有体现出来。

　　参照“大学城”建立“医疗城”

　　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律师：如何建立医院竞争机制，建议可参照“大学城”的模式，建立一个“医疗城”，医疗城应当允许公立、民营医院一起进驻，平等竞争，他认为，医疗城应当建立在交通发达的地方，例如广州的南沙，地铁非常便捷，但没有太多乘客。

　　朱列玉认为征求意见稿存在一些表述不规范之处。例如方案“坚持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既然是“出发点”就说明还没达到，“出发点”和“落脚点”怎么可能一样？又如“充分发挥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民族医药和中医药定义本身并无区别，何必多此一说？（记者 廖怀凌）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8212224.html

长江

原帖由 缭绕 于 2008-10-15 22:5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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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曾发贴，上海某次会议上，有家著名医院的院长向医改专家质问，有会员问我问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医院的院长，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们院长只是个旁听者:$ 现在我告诉大家，那位院长问的是什么——他说，请 ...

现在有多少政策的制定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啊？

枫叶红了

缭绕版主的帖子说的好.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遗忘的时光

太消极啦！不过很现实

茉莉花开

顶！: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zlygk

为医疗现状而难过,但我们的医生不应该再保持沉默！否则将失去最后的机会！:dffdfd :victory:

谦谦一卒

的确，现在的行业状况不容乐观，据我所知，我们一个小县城，近几年跳出医疗一线的就不下几十人，尤其是护理人员，医院不好呆呀。

lisa天使

医生、护士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有正常的工资就可以了。现在，连我10岁的孩子都说，将来不会学医。无奈！！在她心目中医院是一个永远没有休息，没有休假。不能陪她出去旅游的一个无聊的单位。但是一到非典、抗震救灾等关键时刻，她也知道医院应该最忙。也理解我。这就是医生护士的无奈，家属的无奈和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护士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xcjtzslyy

本来医务人员作为医改的主体，应该是重点征求意见的对象，但现在好象成了局外人，这样效果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