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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生龚晓明反思“非典”：天使形象为何陨落 人，总是易忘。”作为当年抗击非典的一线医生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龚晓明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感慨。 他一字一顿地说：“十年来，人们似乎忘记了这场战争中医务人员的付出和牺牲，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恶化的医患关系和扭曲的医疗报道……” 征战SARS：义不容辞接受任务 导读：就像上战场一样，绝大多数医务人员都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最早听说SARS是在2003年春节前后去深圳一家医院出差。那时去了一趟表姐家，人们在疯狂抢醋。当时也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那样做，后来才知道是要'预防传染病'。出差回来之后，才听说那个医院有人因SARS去世。”龚晓明说。 “当时并没有觉得特别紧张，根本没有想到SARS会很快来到自己的身边。直到那年3月份，北京的病例越来越多。当时医院里面都传遍了，紧张的情绪随之而来。” 2003年4月，中日友好医院、宣武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等医院被定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定点医院”，各个医院抽调人马作战一线。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龚晓明“阴差阳错”地走进了SARS重症病房。 “我能进入SARS重症病房纯属偶然。当时我在产科，做住院总医师。同事问我说有空吗？要是有空你就去SARS重症监护病房（ICU）支援一段时间吧。当时协和医院的一大半ICU大夫都到外面去支援了，ICU需要别的科室医生支援。”龚晓明回忆说，“就像上战场一样，绝大多数医务人员都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协和医院没有医生退缩。” 龚晓明进入中日友好医院SARS重症病房是那年5月初，已经是非典中晚期。此前，已有160多名协和医院医生前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迎战。“去了ICU一个月，中日友好医院又设立了SARS重症病房，医院需要派人去，我就被抽调过去了。妇产科去SARS病房的当然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其他医生。全院派了140多名医护人员集中入住中日友好医院旁边的樱花宾馆，隔离管理。” 谈及妇产科医生是否能胜任这种工作，龚晓明表示，这没有问题。“医学很多都是相通的，而且也在各个科室轮转过。此外，在SARS重症病房里，主管治疗有一专家组在，医院抽调了ICU、呼吸科、麻醉科等多个专家重点支持，其余科室医生则是协助工作。” “在SARS病房里，医生们每6个小时一班。到了5月份，医生的防护措施已经不错，只是大热天里外三层憋得难受。北京市的重症患者全在靠呼吸机支持，和病房外的通讯靠对讲机和传真。”龚晓明描述。 医生王晶：家人连遗物都没见到 导读：王晶去世的时候，身边的遗物包括手机都被当作污染物焚烧了，“她的老公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在龚晓明所在的病房里，有一位特殊的SARS重症病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晶。“她就住在我们SARS病房里，可以查到她的片子。”龚晓明说。 自从2003年4月份进入SARS病房，王晶就再也没有和丈夫、孩子见过面。 “她的肺部损伤非常严重，对呼吸机的依赖比较大。”为王晶会诊过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曾向媒体表示。医生为王晶用了“非典第一药”——西维来司钠，并使用了新药“肺弹力蛋白酶抑制剂”，以改善肺的适应性功能，增加肺的弹力。在此基础上，同时使用“抗生素”和“激素”治疗。 但，这些都没能留住王晶。2003年5月27日下午3点，王晶在中日友好医院SARS重症病房去世。“十年前，陪王晶走完最后一段日子的我，回忆那些躺在病床上的同道，仍热泪盈眶。”网友“@不加好友不加V”如此在龚晓明微博上留言。 回忆起这些，龚晓明一直唏嘘：“在治疗后期，王晶的家人一直在给她发短信，可是王晶已经看不了了。去世之后，她身边的遗物包括手机都被当作污染物焚烧，她的老公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拉着SARS病人转大街 导读：疫情的蔓延不会因为掩盖而被遮盖，也正是因为后期透明化的管理，疫情才能够降下来。 2003年6月25日，随着中日友好医院正式结束SARS病人的救治工作，这些医务人员也相继撤出病房。而前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将北京从非典“发生本地传染的地区”名单中排除。 事实上，北京的SARS疫情在那年5月份时已得到很好控制。在龚晓明看来，这得益于后期政府透明化的疫情管理。 龚晓明表示，“非典十年”首要应当反思的是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一个最深刻的教训是：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应该有一个明确、透明的公开处理机制。也正是由于后期透明化的管理，疫情才有所好转。” “一开始政府不允许公布疫情。然而，疫情不会因为掩盖而停止蔓延。这种错误的决定不但没有让SARS得到控制，反而更快地传播开来。医院因此措手不及、防护措施不到位，陆续出现医护人员感染甚至死亡的病例。”龚晓明说。 他回忆说，“最滑稽的是为了应付世界卫生组织的检查，有医院接到命令，要求SARS病人不能超过2个。后来医院就把病人拉到救护车上转大街。等检查人员走了，再把他们拉回医院。” “直到***医生向美国《时代》透露中国非典的情况，疫情才被公布。”龚晓明说，“***是个好医生，我始终敬佩他。” 较为幸运的是，协和医院没有医护人员因感染SARS而去世，个别感染的医护人员也恢复了健康。 谈及这一点时，龚晓明认为，“这完全是幸运！照当时的防护条件，任何一家医院都没有抵抗力--没有隔离病房、没有发热门诊。只是早期，非典病例集中爆发在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过相对而言，我们的防护措施还比较好。去中日友好医院SARS重症病房时，医生们戴的口罩是N95口罩和棉口罩，进入SARS污染区要戴三层口罩。” 为何天使形象陨落？ 导读：回顾十年非典，反思的不仅是优化公共卫生体系等问题，还有人们如何看待医务人员的问题。 龚晓明认为，“非典”应该反思的不仅是优化公共卫生体系等问题，还有如何看待医务人员的问题。 “十年前，医务人员被称为‘天使’、‘英雄’；可现在医患关系跌到了谷底。遭遇看病贵、看病难，老百姓把气撒在了直接利益相关者--医护人员的身上。雪山加霜的是，'八毛门'、'射阳门'等错误的医疗报道恶化了医患关系。十年间，白衣天使的形象陨落。”龚晓明感慨。 因此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也是十年“非典”最应该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 “非典当年，医患关系也没有现在这么紧张。6月份从SARS病房出来后，我们被隔离在八达岭两周。回家的时候，北京‘的哥’们还自发组织了免费的车队接我们。那时候，感觉暖暖的。”他进一步补充说。 “可是现在……医患关系是那么冰冷，到处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医患案件。谁还记得那些牺牲的医务人员？那些因‘非典后遗症’而失去劳动能力的医务人员谁又记得？”龚晓明用一连串反问表达了他的困惑。在他看来，医患关系紧张诚然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但人们如何看待医务人员值得深思。 “作为一名医生，只是希望社会对这个职业回归正常的尊重。”龚晓明呼吁。 对于挽回现状，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出在体制上。只有国家继续加大卫生投入，一方面要让老百姓看病不再是经济上成为负担，同时也应该开放医疗的市场，放弃计划经济思路做医疗，为老百姓提供多样化的医疗服务，让医生自由流动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同时，医疗报道也应该客观公正。” 【资料】 抗击SARS殉职医护人员名录 备注：此名录于2003年07月10日刊登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 北京市 李晓红：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师，4月16日逝世，享年28岁。 段力军：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4月19日逝世，享年35岁。 杨涛：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放射科医生，5月6日逝世，享年43岁。 丁秀兰：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5月13日逝世，享年49岁。 王晶：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5月27日逝世，享年36岁。 广东省 韦小玲：广州市妇婴医院护士，2月26日逝世，享年36岁。 叶欣：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3月25日逝世，享年47岁。 邓练贤：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主任医师，4月21日逝世，享年53岁。 陈洪光：广州市胸科医院重症监护室（ICU）主任，5月7日逝世，享年39岁。 山西省 梁世奎：山西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4月24日逝世，享年57岁。 天津市 裴鸿烈：天津市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5月5日逝世，享年64岁。 刘维宇：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心内一科主任，5月11日逝世，享年51岁。 香港特区 刘永佳：香港屯门医院深切治疗病房男护士，4月26日逝世，享年38岁。 谢婉雯：香港屯门医院内科医生，5月13日逝世，享年35岁。 邓香美：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健康服务助理，5月15日逝世，享年36岁。 刘锦蓉：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健康服务助理，5月27日逝世，享年47岁。 台湾 陈静秋：台北和平医院急诊室护理长（护士长），5月1日逝世，享年48岁。 胡贵芳：台湾仁济医院护士，5月7日逝世，享年27岁。 林佳铃：台北和平医院护士，5月11日逝世，享年29岁。 林重威：台北和平医院医生，5月15日逝世，享年28岁。 林永祥：高雄长庚医院医生，5月16日逝世，享年28岁。 郑雪慧：台北和平医院护理部副主任，5月18日逝世，享年49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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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17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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