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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思玮
“大夫，俺孩子拉肚子，上午来医院看过了，还打点滴用的是头孢曲松，根本不管用，现在仍然拉得厉害！”王萍（化名）怀里抱着刚满6周岁的儿子，焦急地询问急诊科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恰逢此时，该院检验科的王兵正从旁边走过，得知此情况后，他建议，急诊科医生开具寄生虫检验的单子，以确定该患儿是否携带寄生虫。
最终检验结果正如王兵所料，在患儿的粪便中的确存在典型的蓝氏贾第鞭毛虫滋养体。随后，急诊科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患儿得以康复。
寄生虫是一种病原体，如单细胞生物（原虫）或蠕虫，它们通过寄生于其他生物体（宿主）内得以生存。寄生虫病是临床常见的疾病，不仅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危害， 而且还会影响到畜牧业的发展。
不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疾病谱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寄生虫感染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绝对不能忽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学部顾兵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该院检验科每年都能检出几例疟原虫，并且随着饲养宠物的种类和数量的增多，寄生虫感染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依然任重道远
上世纪90年代，卫生部曾组织有关人员对人体寄生虫病进行全面调查，共查出人体寄生虫61种，连同我国历年记载的虫种在内，全国已经累计有230多种人体寄生虫（医学昆虫除外）。
因感染人群多集中在农民这一群体，也有人将寄生虫病称为“乡村病”、“贫穷病”。
“甚至还有人把寄生虫病，特别是肠道寄生虫病的发病率作为一个地区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江苏大学仇锦波教授说。
欣慰的是，早在2002年，国家便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对包括寄生虫病在内的一些传染病的防治要求。再加之实验诊断水平的提高，国内的寄生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在新的形势下，任务依然艰巨。”仇锦波表示，在经济发展大潮的冲击下，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给一些外来寄生虫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还有一些地区因开发不当，导致生态环境失衡，导致原本已较好地被控制了的寄生虫病又死灰复燃。
技术得以提高
应对寄生虫病除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对寄生虫病的诊断。
传统检验人体寄生虫病原体多为通过粪便检验或血液检验等病原检查方法，但该方法因操作复杂等原因应用得越来越少。而绝大多数实验人员更乐于采用免疫学或分子生物学方法来实验诊断寄生虫感染情况。
“但病原检验作为寄生虫感染确诊的依据，最好在有条件获取病原学诊断结果的实验室，都不要轻易放弃病原检验这个环节。”仇锦波表示，病原检测是寄生虫感染实验诊断的一条基本原则。
但对于某些深部器官或组织的寄生虫感染，以及在其他特殊情况下，病原检测很难得到明确结果时，仇锦波认为，就应该想方设法检验寄生虫的循环抗体或循环抗原了。
特别是随着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的快速移植和应用，寄生虫检验技术也相应得以提高。比如，基因芯片技术正逐步用于寄生虫检测的实验研究，这也让诸多业内人士看到了希望。
不过，仇锦波也提醒，在寄生虫检验方面也尚存在很多困难。比如寄生虫抗原的纯化、免疫诊断的标准化和自动化问题。
揪心的现状
不过，反观国内寄生虫检验现状，顾兵却用“非常担心”来形容。“很多检验科只保留个别寄生虫检验项目，甚至不开展了。”
而在国外，大多数医院的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依然安排有专职人员进行寄生虫检验。比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有两名专职人员从事寄生虫检验工作，每天都要对80~90份寄生虫标本进行检验，并且阳性率近10%。
“难以想象，500多张床位的规模，寄生虫检验有这么大的标本量和这么高的阳性率。”曾在UCLA交流学习过的顾兵坦言，在国内有些实验室每个月进行寄生虫检验的数量不超过两位数。
那么，UCLA寄生虫检验的专家是如何进行疟原虫涂片检验呢？
“每个标本均需要涂厚血片和薄血片，每张片子在显微镜下至少要看到300个视野，才会发报告。”顾兵曾估算过，即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寄生虫专家，也要花费两个小时才可以发一张疟原虫涂片检验报告。
顾兵推测，国内实验室不重视寄生虫检验的原因可能有两点：复杂的操作、没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但它却可以为临床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诊断数据。”顾兵担心，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寄生虫检验专业人才的培养，将来这方面的专家会越来越少。“30年后如果碰到寄生虫疾病，我们的检验人员还会进行检验吗？”
《中国科学报》 (2012-10-30 B4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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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8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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