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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真实生活改编的相声“事后诸葛亮”里,一小伙子对公司食堂的伙食卫生缺乏信心以至于每次吃肉都就着抗生素,而这却为他今后的不幸埋下了祸根。最后小伙得病了,可是药物已经救不了他了。尸检显示,小伙死于多重耐药菌。
这个例子可能有些极端,但相声“事后诸葛亮”所折射的现象却值得我们反思。这期间政府主导了一系列的改革以避免滥用抗生素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改革在上周达到顶峰,卫生部出台了更加严格的处方药物规范。瑞金医院感染科主任倪裕兴提到,公众意识的欠缺和医生对开具处方药的随意态度是导致中国抗生素滥用以及抗生素耐药的根源所在。
在世界范围内,不能用普通抗生素控制的细菌在不断增加(Science, 18 July 2008, p. 356)。然而在中国,不合理的医疗制度让医生们滥开处方,制药企业拼命营销,以及畜牧业、渔业中抗生素的超量应用,都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的一朵奇葩。2009年对住院病人的抽样调查显示对甲氧西林耐药的金葡菌(也即人们谈之色变的MRSA)超过60%的,同比2000年增长了40%!而对大环内酯类耐药的肺炎链球菌达到了史无前例的70%!而对喹诺酮类耐药的大肠埃希菌也达到70%左右,毫不含糊地创下了世界纪录!
中国卫生部决心避免抗生素类药物滥用可能引发的灾难,从2004年启动的抗生素耐药监测计划,到近期出台的在8月1号开始生效的规范,再到往后的打击乱开处方药的3年计划,卫生部做足了工作。但是评论家指出要想彻底改善当前状况,卫生体制的全面改革不可避免!
负责监管包含全国80家医院抗生素耐药情况的浙大传染病专家肖永红说“抗生素的耐药极大的威胁着国人的健康”。抗生素的耐药现象在东部人口稠密地区最为严峻,以对红霉素耐药的肺炎双球菌为例2004和2005年的住院儿童耐药比例高达94%,肖永红指出:常见的耐药菌里唯有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肠球比较少见,这是唯一的好消息。
现今中国抗生素问题的困局也来自之前的医疗体制改革。在1980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在该体制下,仅受过少许医学教育的赤脚医生承担了偏远地区医疗服务工作,但是现今医院基本都由过去的全民医疗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为了生存,医院也需要考虑自己的财路!
这个时候,药物产业的发展就应用而生了。政府默许医院在药品销售额里拿15%以补贴医院财政,这样医生的收入很快就和药品销售额产生了关联。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欧洲中心的一位从事社会健康转型方面研究的公卫专家Lucy Reynolds表示:正是因为医院转型期间这种无奈的灰色奖励机制,让医生们开起了大处方!到了1990年,当时尚在重庆某医院工作的肖永红发现似乎要出问题了:病人们对抗生素没反应了!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注意到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可以使牲畜长的更大,收益也会因此增加。肖根据07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推断中国每年用在养殖业上的抗生素量高达21万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就在07年爆料到中国渔业已经使用了氟喹诺酮类以及其他一些美国渔业尚未准许使用的抗生素。
这些药物最终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内脏器官。北京某大学微生物学院的朱宝丽及其同事的一份未发表的研究曾对中国、丹麦、西班牙人肠道菌群(的DNA)进行测序,研究显示:中国人肠道菌群具有更多的耐药基因,这包括在中国主要用于养殖业的四环素类抗生素,虽然对四环素耐药并不影响临床治疗(因为四环素的副作用临床应用很少),但是有些抗生素即用在动物又用在人类(这些就会影响临床治疗)。
中国目前的困局不止是由医院和畜牧业滥用抗生素引起。就像开篇故事里提到的小伙子担心食堂伙食卫生所显示的,有些国人就像老美宠爱维生素一样宠爱抗生素!在2004年以前抗生素甚至都是非处方药!许多人家都自备很多抗生素。
2010年卫生部开始了“医药分离”政策,新的政策更加严格,抗生素被分为3级,有最高耐药性的抗生素甚至只有专家才可开具。Reynolds谈到:违规者将丢掉处方权甚至吊销医师执照,违规医院将被罚款。但卫生部显然没有考虑如何补充医院运作在此落下的资金缺口,彻底的医疗改革是不可或缺的。
抗生素应用的改革任重而道远。Reynolds在中国西南的贵州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医生错误地给一些并非细菌感染的患者施用抗生素,从而导致后者具备了耐药性。现在细菌的耐药性仍在增加。朱宝丽说现在人们对世面上的抗生素甚至都有了与生俱来的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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