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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监管没有借口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偶然翻读其作品集的时候,竟发现二战期间一个感人的青霉素故事。 1943年8月12日下午3点40分,纽约一家报社的主编接到一个求救电话,两岁的小姑娘帕特丽夏因患败血症而在医院里生命垂危,医生说她的生命只有7个小时,青霉素可能是唯一的希望。当时正值二战期间,尚在实验室阶段的青霉素生产数量有限,且都用在了战场上救治伤员。小女孩病危的消息通过美国公共卫生局传到战时生产委员会。晚上7点30分,士兵护卫着施贵宝实验室提供的青霉素来到医院。 情节很像中国版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但足以让人体会到青霉素在那个时代的珍稀和神奇。自青霉素被发现和应用后,人类在抗生素升级的道路上貌似越走越顺,却难预知此路已然越走越窄。当全球医学界发现耐药菌的升级速度终于战胜了抗生素升级速度的时候,人类对抗生素技术创新的偏执追求才开始从一味的博弈走向理性的顺应。 然而,抗生素在中国的滥用却很难用理性遏制。尽管卫生部一再发文明确对抗生素限用的鲜明态度和具体要求,但全国抗生素使用率仍高居70%而不下,其态势与“瘦肉精十年难禁”如出一辙。 为什么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几乎所有被采访的人都会说到“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不到位”的“标准答案”上。当前医疗卫生领域的确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在被问责的时候,都拿“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来搪塞。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补偿机制”惹的祸,当国民健康遭遇严重威胁的时候,相关主管部门肩上的责任就是西点军校的士兵口令——没有借口。体制有缺陷、补偿不到位,管理成本高、管理难度大,这些都不能成为逃避管理责任的借口。我国抗生素使用率70%和国际平均使用率30%这两个简单的数据,已经足以成为一道国民健康使命所赋予的“军令状”,只有进攻,没有后退。 值得期待的是,卫生部终于要拿出足够的力度和更有效的办法向中国抗生素滥用正式宣战了。从隐约的战鼓声中,我们感受到了主管部门的坚定决心和强硬手段。 由此,我们不得不敬佩和感谢在抗生素滥用问题上不停呼吁、不断实践着的医院院长和医学专家们,他们用科学的认知、爱国的良知以及精准的医术、精益的管理,在抗生素合理使用领域已经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今天,他们也终于有了强有力的同行者。 回想2008年,抗生素滥用现象到底是否值得成为《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的封面文章曾经在编辑部引起争论,讨论场景尚历历在目。 一方认为,抗生素滥用已经是众所周知但却无人过问的公害,再深刻尖锐的报道也无济于事;另一方则认为,对于抗生素滥用这类危害国民健康的问题不断地进行呼吁是媒体的天职。 最后,以《抗生素阻击战》为题的封面文章问世。开篇的话是这样的:“这是一场用国民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对抗抗生素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我们输不起,然而我们正节节败退。” 现在看来,当行政力量强有力地切入这场战争时,“节节败退”将出现拐点,我们的胜利应该是可以预见的。 转自《中国医院院长》杂志 由此可见,我们对抗生素管理怎样加大力度都不为过。加强抗生素的管理是一种医德的体现。---鬼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