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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30日，《天津日报》头版刊载了**写于25日的文章《同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谈心》，现摘要如下：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因为家里穷，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妈妈曾告诉我一件事：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G·M·D军队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逃难后，有天晚上解放军与G·M·D军队激战，手榴弹扔进了我们借住的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得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这使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父亲也不能教书了，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
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T·WF·B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中国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
【帅哥微言】温总理敢说真话，说的是真心话。这几年，他更是利用不同场合、各种机会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为国家进步，也为百姓福祉。但也有人误解他，甚至批评他的话很多都没有落到实处。但批评他的人却不懂得，这说明改革遇到了阻力，需要过大关，更需要大家都来说，都来讨论，以求上下达成改革的共识。说的人多了，渐渐地就能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民意的力量，汇成一种趋势，形势比人强，势在必行，“落实”的效果也就跟着来了。
为人民服务 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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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4 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