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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直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医院也是艾滋病医疗歧视的受害者。”
◎民间组织建议,每个省市推荐1-3家三甲医院作为示范医院,解决艾滋病毒感染者就医难问题。
“未见典型卡波西肉瘤结构,疑为血管增生。”
拿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病理报告,困扰了三个月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小钟却笑不出来。
摸摸像芦柴棒一样瘦小、满是瘀青的胳膊,这个26岁的小伙子说:“我真希望,这是一场梦,明天醒来就好了。”
梦魇一次次在脑海中闪回:被多个医生赶出门诊,被疑似误诊有罕见肿瘤,被化疗三次奄奄一息……这一切,只因他是一个HIV(艾滋病毒)感染者。
在他身后,广东至少有4万多名HIV感染者,他们已经逐步进入发病高峰期。尽管国务院早在2006年初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41条就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但综合医院往往以“去定点医院”为由将其拒之门外。“看病难”、“手术难”,是他们共同的困境。
这也是社会的困境。帮助和救治每一个艾滋病人(艾滋病毒感染者),让他们免于恐惧、隐瞒乃至报复社会,就是对每一个人最好的保护。
“我是不是很快就要死了?”
10月3日下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病房,小钟(化名)蜷缩在苍白的床单里,眼睛像窗外山雨欲来的天空一样灰暗。
斯文白净的小钟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在一家外企工作三年。
今年6月,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他持续发烧,在一家区级医院治疗,抽血查出HIV阳性。“医生吓得脸都青了,马上让我转到市八医院。”
对于感染原因,他不愿多回忆,只说是“一次没有保护的性行为”。
看病难
小钟:疑似误诊被化疗搞垮身体
噩梦还在继续。不久,小钟的鼻翼、双脚、睾丸上长出一些小型青色肿块。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没有肿瘤科,只得请来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的医生会诊。
他被诊断为一种艾滋病并发疾病——卡波西肉瘤。这是一种罕见的多中心性血管肿瘤,多由艾滋病或***引起,病情进展快,治疗困难,死亡率高。不久前,广州市第八医院刚刚有一名HIV感染者因卡波西肉瘤去世。
医生开出了四个疗程的化疗方案,现在小钟已经完成了三个疗程。每天呕吐、眩晕、全身无力,体重下降了近30斤,血液里的CD4免疫细胞浓度只剩4个/微升,连正常人(500—1600个/微升)的1%都不到。但他觉得身上的肿块没有消失,又冒出来好几个。
他有点怀疑自己的病情,于是要求医生复诊,医生的回复只有一句话:“不用看了。四个疗程做完再说。”他决定先停止化疗,休息几天,让身体恢复到勉强可以下床行走,再去别的医院看看。
10月17日早上,在记者的陪同下,小钟在广州某大医院挂了个普通号。一进诊疗室,他刚说明自己是HIV阳性,医生马上拉起口罩,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然后把其他病人请了出去:“请去外面等一会,有‘特殊’病人。把门关上,完了再叫你们。”
把自己包裹妥当后,医生才转头对他说:“医护人员治疗艾滋病人需要特殊的保护。现在国家没有保护政策,我们治不了。请去艾滋病定点医院。”小钟央求说:“我没有要求治疗,只是请您帮忙诊断一下。”医生仍然无动于衷,开始叫后面的病号,把小钟赶了出去。
这样的场面,小钟已经习惯了。他说,自己已偷偷去过好几家医院,医德好一点的医生会帮忙看一下,给一些建议。很多医生一听说他是HIV感染者就直接拒诊。
无奈之下,小钟只好带上自己的活体标本,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0月19日,病理科诊断结果出来了:该样本不属于典型卡波西肉瘤,应该是血管增生,建议找皮肤科再看一下临床症状。皮肤科医生观察了小钟脚上的患处,认为病征与之前确诊为卡波西肉瘤的患者有明显差异。
这次检查结果,与之前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得到的病理检查结果一致。这意味着,他此前很可能是被误诊了!
阿华:定点医院住院透析贵一倍
“你总算拨开云雾见青天,我还在地狱里挣扎呢!”病友阿华拍拍小钟的肩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30岁的阿华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来广州打拼已有10年,有着体面的生活、稳定的伴侣。今年5月底,他腰痛、发烧,到广州市天河区某大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尿毒症,只能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祸不单行,就在阿华将进行第三次血液透析的时候,血检报告出来了——HIV阳性。“当时医生就喊起来了。他们直接就在透析室里赶我走。”
他开始了疯狂的就医路:把房子卖了,从广州到北京,辗转多家医院。但大多遭遇医生冰冷的拒绝,还是没有治愈的希望。
花了100多万元,家人和伴侣都离他而去。阿华的母亲说:“要是尿毒症的话,家里支持你,帮你治。得了艾滋病,就是该死。”他曾经偷偷剪断透析管,想要自行了断。幸亏被及时发现,没有伤及性命。
最后,只能去广州市第八医院了。但广州市第八医院的专长是治疗传染病和肝病,没有做门诊血液透析的资质。只有住院,才能做透析。
无奈之下,阿华只得办理了住院手续。虽然实际上,他只有每周一、四上午到医院做两次透析,但他也得支付住院费用。“每个月要花两万元,比在常规医院做门诊透析贵了差不多一倍。”
而且,由于广州市第八医院没有肾病专科医生,他没法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诊治,只能通过不断的透析勉强维持现状。“现在这情况,换肾我就不指望了。过一天算一天吧。”
手术难
综合医院和定点医院博弈
全省设立六七十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但一接到感染者还是送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一边是日益增多的艾滋病人:据广东省卫生厅发布,广东已逐步进入艾滋病发病高峰期。报告病人数从2008年的1349例,增加到2010年前10月的1905例。
一边是独木难支的“定点医院”:按照艾滋病属地治疗原则,广东省卫生厅在全省各地市设立了六七十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但主要是派发免费抗病毒药物,疑难艾滋病人还是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送。别的大医院一接到艾滋病感染者,第一反应就是“送市八”。
两边的压力,压得全国知名的艾滋病专家、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有些喘不过气。
“我们主要是传染病医院,肿瘤、肾病、烧伤这些专科都没有。只能看着病人干急,请外院专家会诊,还经常遭到拒绝。”蔡卫平叹了口气。
从1996年接触第一例艾滋病例开始,蔡卫平已经接诊了1000多例艾滋病人,被同行笑称为“艾滋佬”。尽管获得奥运火炬手等荣誉无数,但40多岁的他已经感到身心疲惫。
蔡卫平说,他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艾滋病毒,而是一张由误解、歧视、恐惧结成的无形巨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医院也是艾滋病医疗歧视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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