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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见附件一），中国医师协会就是依据此法而建立。经中国医师协会在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常务理事会和第九次全国医师协会工作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设立医师协会“医师节”——自今年起每年6月26日为医师协会“医师节”。
今年“医师节”的活动主题以“医师协会大家庭概念”和宣传学习“医学大家”及发布“中国医师宣言”（“征求意见稿”见附件二）为主要内容。
在此，向SIFIC论坛所有奉献在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医师们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新医改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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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是如此的教导我们，更重要是身体力行。在他光辉的一生中，一刻也没有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一刻也没有放松为广大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医疗卫生工作是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生、老、病、死的大事。作为解放战争初期入伍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调入原昆明军区卫生部机关工作几十年的我来说，深感在我党领导人中，毛主席无论是对广大军民健康关怀之细微，还是对我国卫生工作论述和指示之精深，都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特别是后来他发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更进一步表现出了人民领袖在医疗卫生工作“为什么人”这个问题上的情怀与气魄。纪念“6.26”指示40周年之际，联系目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使我们更加怀念人民领袖毛主席，更加激起对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向往，期盼并坚信光辉的“6.26”指示再放光茫。同时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医师节。
一、历史的回顾 毛主席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卫生工作屡作论述、指示与题词，特别是一九四四年为延安卫生展览会题写的“为全体军民服务”，更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新中国成立后，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一九五O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份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指示；一九五二年针对美帝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毛主席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从此在我国广大城乡广泛地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讨论了中央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并在讲话中强调了“党必须领导卫生工作”和怎样正确对待中医问题等；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批准了在毛主席的关怀与指示下为新中国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专门列入了“改善居住条件”、“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保护妇女儿童”等重要条款；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指示中还专门提及“麻雀不要打了，代以臭虫”）。
在毛主席的关怀及其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新中国卫生工作取得的光辉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群众的体质不断增强，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并使其发病率逐年下降，人均寿命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农村集预防、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的建立，基本全面解决了城乡特别是农村的缺医少药问题。然而，毛主席高瞻远瞩，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特别当他发现我国卫生工作存在着“重城市和轻农村”的严重偏差时，便十分严肃地批评国家卫生部，并敦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使我们猛然醒悟：一个6亿5千万人口中有5亿是农民的国家，长期以来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却十分薄弱，这是多么地不公平与不合理！记得当年毛主席发出的“6.26”指示，如春风似的很快传遍了城乡，几乎是家喻户晓，不仅广大医务人员，而且在部队广大指战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个工厂的工人和广大农村的农民，都在热烈地传颂与谈论着这一光辉指示。
各级卫生机关和各个医疗单位，迅速掀起了学习与贯彻“6.26”指示的热潮，通过学习使大家深刻认识到：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方向，这是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核心，是一个根本的和原则的问题；在全国就是“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而在部队则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连队或基层。这样，下农村、下连队迅速成了大家行动的口号；与此同时，上山采集中草药、推广新医疗法和搜集民间单验方等，也蔚然成风。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卫生状况，这时两件新生事物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一件是培训赤脚医生，为农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另一件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集体力量解决农民医药费的来源问题。因此当年派往农村的医疗队，在为农民送医送药的同时，还大力进行卫生防病教育，带领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是在协助当地培训赤脚医生和发展与巩固合作医疗制度方面，做出了明显成绩和应有的贡献。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由于我国广大农村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来建立起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很快随之解体，赤脚医生除少数改成私人诊所个体行医，其余或归田务农，或加入进城农民工的洪流之中。与此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主席的“6.26”指示也不再宣传，不再强调，甚至极少有人再提起了；各种以“6.26”命名为农民服务的组织形式也销声匿迹了。然而，毛主席光辉的“6.26”指示，却依然活在广大医务工作者心中，活在广大农村农民兄弟心中，广大农村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中老年农民，至今仍念念不忘“6.26”医疗队员
二、重温“6.26”指示 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至今整整40周年；社会上传颂与贯彻“6.26”指示的热潮也冷却20多年了。然而，今天重温毛主席对我国卫生工作这个重要指示，不仅倍感亲切，而且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加认识到了毛主席处处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毛主席这次对医务人员的谈话，时间是在1965年6月26日，当时我国农村正进行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决定统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我本人作为原昆明军区机关派出的首批“四清”工作队员，在农村整整工作了一年；记得当时中央对农村“四清”工作的部署是分为三批，每批为期一年，这样到1968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本人在农村同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一年间，不仅受到了深刻教育和极大锻炼，而且目睹了农村通过“四清”发生的新变化：主要是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大多数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增强了，以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巩固了。我想，毛主席此刻在为我国农村“四清”运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又联想到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薄弱而忧心忡忡，因而在这次谈话中才会有“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的感叹。另外，从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看出，毛主席不仅十分关注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而且又是通过细密观察而作了深入思考的。我认为分析并了解毛主席这次谈话的社会背景，对正确理解谈话的精神实质是十分重要的。 毛主席与医务人员谈话的主要精神，经整理共分六个段落。第一段是这次谈话的核心，是谈我国的卫生路线，指出在卫生工作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当时我国约有6亿5千万人口，城市人口约占15%，为1亿多；农村人口占75%，约5亿左右。毛主席嘱咐他身边的医务人员“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主要还是老爷。”接着说“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众所周知，毛主席光辉的一生中，始终占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始终忠实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一向反对和痛恶某些人搞特权。因此，当他发觉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上，明显地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而城市又把医疗保健的重点放在干部特别是少数高级干部身上，便感到这是极大的不公平与不合理，出于义愤严厉而又带有几分诙谐地说“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这里的“老爷”显然是指相对于大多数人的极少数人，我想无非是为了催人猛醒。记得当年毛主席这一指示，极大的震撼了我们，促使各级卫生部门辨明了路线是非，并极力使医疗卫生工作回到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正确路线。 二至五段，毛主席紧紧围绕这次谈话的主题，就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切实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几个相关问题。首先指出“医学教育要改革”，他认为“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又以我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医学家为例：“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来说明“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以我本人学医的经历足以证明毛主席这种设想不仅是从当时农村的实际出发，而且也是可行的：1951年我由部队调入军医学校学习，所在军医队共250余名学员，其中由地方招收的高中生初中生约占三分之二，从部队调入的学员约三分之一左右，几乎都是高小生；学制为三年，两年理论课，临床实习一年，毕业时我的成绩居全班第十名左右，另一名也是高小文化的战友居全班第一名，被大家誉为“状元”。毛主席又接着说“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讲的“医学教育要改革”，包括招生对象的文化程度与学制，都是针对为农村培养的医生而言。实践证明，像这样的医生，不仅农村养得起，而且他（她）们也会安心农村，可以留得住。 谈话第三段指出“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考虑得多么周细。既要培养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又强调在培训时不能只介绍城市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更要教他们学会一套适合农村条件的检查治疗方法。据我所知，当时医学院校在讲授诊断和治疗学时，往往是按照通用教材，讲授适合城市大医院的多，介绍适合农村条件的少。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在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时，一刻也没有脱离“中国有5亿多人是农民”以及我国当时农村的实际。至于说“书读得的越多越蠢”我认为应当辨证的理解，主要是强调实践的重要和批评读死书的“书呆子”。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组织编写《军医教材》、《护士教材》和护士长训练班教材时，切实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精神，紧密联系部队边疆医院，特别是部队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实际，将大量简便易行的检查治疗方法融入教材之中，不仅当时广受好评，今天再读依然不失光彩。与此同时，我们派往农村的医疗队在协助培训赤脚医生时，也注重教会他们掌握传统的“视、触、叩、听”检查法和各种新医疗法以及用中草药配制的单验方等，深受欢迎。 第四段讲的是医学科研的方向问题。毛主席谈话中批评当时的医学科研“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紧接着讲“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这里讲的是在医学科研中，怎样正确处理常见病与罕见病的关系，实质上仍然强调的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问题，同这次谈话的主题密切相关，为5亿农民着想。原昆明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就是遵循毛主席这一指示，深入连队开门办科研，对云南地区常见多发病、地方病的流行规律和治疗方法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五个段落，是毛主席将他看到的“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而且是“不管什么病都戴”这个现象，视为“一件怪事”。他不认为这样做“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而断定“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然后告诫我们“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样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非常重视医患关系，非常细致的观察医患之间的关系，希望医患之间要建立相互信赖的亲密关系，而不要造成不应有的隔阂，特别是对于来自农村的病人。据我个人观察，在医生戴口罩这个问题上，除为避免医生与病人之间相互传染外，确实有些医生对病人，特别是对来自农村的病人，是因为嫌脏怕臭而戴口罩；而有些医生则不然，他（她）视病人如亲人，甚至胜过亲人，这样便十分有利于相互配合共同战胜疾病。 最后一段，这是毛主席这次与医务人员谈话的主题，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我们从这句话用了个“嘛”字的语气分析，可以理解为对国家卫生部是期盼，是敦促；而对广大医务人员来说，是号召与鼓励。至于谈到“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我个人理解，毛主席这样要求，主要是反映了他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心情之急和决心之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辨证的理解，而不会机械或教条式的执行。据了解当年军内外各个医疗单位的领导都是这样理解与执行这一指示的：一是分批下去；二是定期轮换，最终达到使所有的医生都下过农村。实践证明，长期在城市医院工作的医生下到农村，既能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作出奉献，又能使自己得到锻炼与提高。 三、现实的呼唤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状况如何？当年贯彻“6.26”指示取得的成绩巩固住了没有？这是每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医务工作者所共同关心。我认为从总体看，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就是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是否逐年增加？物质生活条件是否逐步得到了改善？二是国家的卫生路线是否沿着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方向前进？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得如何？ 对第一个方面的情况，本人缺乏全面了解。应当肯定的是部分农村经济有所发展，部分农民生活有了改善，但发展极不平衡。我对广大农村真实情况的了解先是从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同志写给国务院领导信中：“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句话，引起了我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后又读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所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便感到当今我国“三农”问题之严重。在这方面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两极”分化，这样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有限的医疗资源成了有钱人或暴富者的“专利”，大多数少钱或无钱者在疾病面前陷入困境。 第二个问题，我了解得比较多，也感受得较深。据我了解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起，我国的卫生医疗工作又偏离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方向；与此同时，新中国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贯彻得不那么认真了，甚至渐渐地被淡忘了；城乡广泛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以资源和环境更快速度的消耗为代价的“扭曲发展观”，使我们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经成为劣五类水，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五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进行排序，中国名列第144位，落后于一些非洲贫穷国家；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资源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 广大农村，由于大多数人贫穷和环境恶劣，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得到有效控制或使其发病率逐年下降的疾病，例如肺结核、麻疹、血吸虫病等又卷土重来。一种新的传染病 “艾滋病”，在某些农村正迅速蔓延。据北京市部分农村调查，“农村的慢性病比十年前提高了1.6倍，高血压发病率超过20%，糖尿病患者率甚至高于市区”。“大约有60%的农民因经济困难而看不起病，还有数百万人由于负担不起医药费而坐以待毙”。“有15%的农民因经济原因不能及时就医，40%需住院的病人因经济困难而不能住院”。目前农村医疗机构的状况如何呢？贫富地区之间肯定有差异，但有两点带有共性：一是当年建立的合作医疗几乎均已解体。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所在的湖北省为例，1978年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98.8%，1985年仅剩下4.6%。二是承担为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的农村公共卫生三级服务网十分落后。据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的调查结果是：该县人口近27万，卫生技术人员只有219名，平均每千人不到1名，全县26所乡镇卫生院，仅有6所有小型X光机和小型B超机，其他仍靠“老三件（听诊器、温度计、血压计）看病”；76.7%的乡镇卫生院房屋因年久失修变成危房。全县229个行政村，仅有42所村卫生所（室），覆盖率仅有15.7%。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县属全国贫困县，在全国并不具有完全的代表性，但由此可见一般。 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敢于面对和正视现实。胡锦涛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科学发展观”等理念；温家宝总理2年前亲临抗“非典”一线指挥，今年人代会上又郑重提出把“三农”问题列为各项工作重中之重；吴仪副总理出席了在湖北省召开的“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并将在全国农村大力推广。 我们殷切地期盼党中央，号召军内外各级医疗卫生单位重温毛主席光辉的“6.26”指示，正确与辩证地理解这一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并结合新的条件，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使“6.26”指示再创辉煌。我们热诚地呼唤广大医务工作者，以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为榜样，沿着老一代医务工作者的足迹，勇跃下农村，使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重放光芒。
本文难免有偏颇和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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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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