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论读书

沧浪之水

培根论读书
      读书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
      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处世行事时，知识意味着才干。懂得事务因果的人是幸运的。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处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学识方能办到。
      读书太慢的人驰惰，为装潢而读书是欺人，完全按照书本做事就是呆子。
      求知可以改进人性，而经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学问虽能指引方向，但往往流于浅泛，必须依靠经验才能扎下根基。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在于书本之外。这是技艺，不体验就学不到。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事物原理。为挑剔辩驳去读书是无聊的。但也不可过于迷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
      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仔细咀嚼，慢慢品味。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须知其梗概，而对于少数好书，则应当通读，细读，反复读。
      有的书可以请人代读，然后看他的笔记摘要就行了。但这只应限于不太重要的议论和质量粗劣的书。否则一本书将像已被蒸馏过的水，变得淡而无味了。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则能使人精确。
      因此，如果有人不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知，他就必须很狡黠，才能掩人耳目。如果一个懒于动笔，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如果一个人要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锐利。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能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背，射箭可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同样道理，一个思维不集中的人，他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会出错。缺乏分析判断的人，他可以研习而上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细琐的辩证。不善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案例。如此等等。这种心灵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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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读书杂谈》一文中说过：“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理科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他在《致颜黎民》一文中说：“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无足轻重，后来做起文章来也胡涂。”

      鲁迅先生读书是极力精深的，同时他又非常强调博览，主张不要对自己的阅读范围作过狭的限制。他年轻时，在规定的功课之外，天文地理，花鸟虫鱼，无一不读。连《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疏》、《花镜》这样谈花草虫兽的古书，他也在闲时拿来翻看。

      当然，博览不是随心所欲地乱看一气。在博的基础上，要逐渐“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一的一门或几门”，这一门学通了，就能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对掌握其他方面的知识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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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他还说：“五经，二十一史，藏十二郭，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才。”

     由此可以看出，郑板桥强调的是读书求多是无用的，而应当精选出自己有用的书，要学而致用。

     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一些绘画理论也反映了他对读书的看法。他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这并不是说郑板桥排斥传统技艺，排斥对前人的学习。恰恰相反，他作兰竹，就是直接取于石涛，并得文与可、徐渭等先辈笔意。他的真正含义是说学习必须“略其迹”，而“取其意”。强调读书重在求意。为此，他还主张读书不必求“全”，主张“学一半，撇一半”，所谓“十分学七要抛三，各自灵苗各自探。”这些主张则在于要倡导读书须掌握重点、分清主次、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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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主张“循序渐进”。

      宋朝的著名学者朱熹，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他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他在读书方法上，特别强调“循序而渐进”。

      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平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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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芙夫人(1882—1941)，英国作家。其读书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尽量敞开胸怀，来容纳作者给自己带来的无数印象；第二步是比较与判断。第二步比第一步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必须经过广泛的阅读，有充分的理解力和很好的记忆力，才有可能进行生动有力的比较。更难的是对作品作出确切的评价，指出它的失败与成功，哪一部分是它的优点，哪一部分是它的缺陷。对这两个步骤，伍尔芙夫人形象地比喻为当“朋友”与当“法官”。当“朋友”是为了解书的内容，获得印象。但这仅仅完成了阅读过程的一半，就此止步是不行的。要想从阅读中得到充分的收获，还必须作进一步思考和判断。初步的印象有时并不可靠。当人们拿一本书与别的书比较时，意味着态度已经有了变化，从前是作者的朋友，现在则想当一名法官。我们同样也不能太严厉。但有些读物是例外。对那些伪书、劣书、坏书，对它们的审判必须严厉。在评价一本书时，最好把它与同类著作中的最佳作品作比较，不仅能使之优劣分明，还能使那些优秀作品相得益彰，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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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1654—1722）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清朝皇帝。1662—1722年在位，年号康熙。

      作为皇帝，康熙嗜书好学、孜孜不倦之精神亦堪称道。少时即手不释卷、书不离身。亲政后，日理万机，依然读书不辍。尝自谓：“听政之暇，即在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又谓：“读一卷书即有一卷之益，读一日书即有一日之益。”曾自述幼时起即喜读书，年事愈高后，愈手不释卷。欲藉书籍文字，上友古人，以古圣先贤的智慧，为行政处事的借镜。

      晚年自以为治理天下50余年，尚无大过，均为书籍之赐。博览群书，凡词章、声韵、历算、律吕、自然科学等，无不涉猎。以为最有用之学是“经学史乘”，儒学经典乃“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而史乘则“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设“经筵讲官”及“日讲官”以阐发义理旨趣。虽出巡狩猎，严寒酷暑，依然“日讲”不辍。读书持以不知为不知态度，重视实践，“总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尝以所学数理知识运用于永定河、黄河的治理，颇见其绩。

      设馆纂修有《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