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王伟伟，狄佳（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引言
多黏菌素被誉为人类抵抗革兰阴性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因其具有较强的肾毒性和神经毒性而未能在临床上大规模应用，然而一些国家常常将多黏菌素大量添加在饲料中，用于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治疗。2016年，农业部发布公告正式停止在动物中使用多黏菌素作为饲料添加剂，这个前所未有的行动，是因为2015年中国工程院沈建忠院士团队和华南农业大学刘健华教授团队首次在猪肉、鸡肉和患者身上发现多黏菌素耐药基因mcr-1，可导致细菌对多黏菌素的耐药，由于该耐药基因位于质粒上故可以在不同细菌中间互相传播。
如今，5年过去了，结果怎样了？
在这是一项在深圳进行的有趣研究，通过获得健康人群中mcr-1阳性的携带率数据，以评估大型社区(超过20，000名居民)中mcr-1阳性细菌定植的危险因素。
研究设计
通过广告和现场招募深圳市的居民。纳入标准为1)年龄≥12岁，2)在社区居住≥1年，3)未怀孕，4)无明显疾病症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参与研究。总共招募到719名志愿者。志愿者需要提供粪便样本并填写问卷表。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来评估mcr-1阳性的危险因素。
研究结果
健康志愿者中mcr-1的阳性率
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招募了719名健康志愿者进行研究。总体有56份(7.8%，95%置信区间:5.9–10.0)粪便样本mcr-1阳性，其中2018年登记的个体中mcr-1的患病率(11.5%，49/425，95%置信区间:8.7–15.0)显著高于2019年(2.4%，7/294，95%置信区间:1.0–4.8)。
mcr-1阳性细菌在肠道定植的危险因素
我们收集了五类54个变量的信息。在单因素分析后，选择体重指数、教育程度、动物源性食物、水生食物摄入、全谷物摄入、饮食频率、含酒精饮料、止痛药和肝胆疾病进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在该模型中，九个因素中的两个与mcr-1阳性细菌定植显著相关(表1)。每天食用超过75克水生食物的个体，其mcr-1阳性细菌定植几率明显更高(OR = 2.175，95% CI:1.047–4.517)。相比之下，食用较多全谷物(150克/天)的个体定植几率较低(OR = 0.045，95% CI:0.004–0.567)(表1)。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的P值为0.919，而ROC曲线下的估计面积为0.612，表明该模型适用于数据。
表型和基因型抗菌药物敏感性分布
从56个mcr-1阳性个体粪便样本中仅培养出9个不重复的mcr-1阳性细菌，所有分离株均被鉴定为大肠杆菌。使用9个MCRPEC和36个MCRNEC分离株进行了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与MCRNEC相比，MCRPEC对头孢吡肟的耐药率更高(22.2%对2.8%，P = 0.021，Fisher精确检验)，而在两者之间没有观察到其他显著的耐药性差异。没有一个受试菌株对头孢他啶/阿维菌素或美罗培南耐药，只有两个和一个MCRNEC菌株分别对替加环素和阿米卡星耐药。氟苯尼考耐药基因floR和氟喹诺酮耐药基因oqxAB在MCRPEC中比MCRNEC分离株更普遍。
讨论
深圳市民mcr-1阳性率从2018年的11.5%显著下降到2019年的2.4%(P < 0.0001，χ2分析)，这与此前中国在禁用多黏菌素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后进行的两项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猪肉和鸡肉的摄入，不再是多黏菌素禁用后mcr-1定植的原因。在多黏菌素禁用后，家畜的多黏菌素使用量急剧下降，导致受mcr-1阳性细菌污染的动物源性食品更少了。相反，水生食物的高摄入量(> 75克/天)却是健康个体mcr-1阳性携带的风险因素，这表明相关食品的水生环境仍然是人类mcr-1定植的原因。可能的原因包括：1) 动物经治疗后，残留的被多黏菌素污染的排泄物进入水生环境；2)黏菌素在水中的稳定性和降解的长期性；3)动物和水产养殖中使用的其他抗生素如β-内酰胺类对mcr-1的共同选择性和持久性。水产业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蓄水池，也是可移动多黏菌素耐药基因的潜在来源。因此，应建立一套完整的水环境细菌耐药性尤其是针对多黏菌素的监测系统。与之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和B族维生素，除了可降低与癌症和传染病的死亡率，似乎是防止mcr-1携带的保护因素。全谷物的纤维通过减少肠道中致病菌的数量而显示出益生元效应。因此，全谷物可能是预防MCRPEC定植的很好的饮食选择。
虽然我们已经通过富集方法鉴定了56个mcr-1阳性样品，但仅分离到9个阳性菌株，这表明人粪便中mcr-1分离的丰度较低。原因可能是禁用政策后多黏菌素的使用率大大降低。然而，少数幸存的菌株可能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复燃，例如，在口服多黏菌素治疗肠道感染后。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开发分离低拷贝耐药微生物的新技术。
氟苯尼考耐药基因floR和氟喹诺酮耐药基因oqxAB在MCRPEC中比MCRNEC分离株更普遍，表明mcr-1对氯霉素类和氟喹诺酮类药物可能存在同时选择性。在中国用于家畜和水产养殖的所有抗菌药物中，氯霉素类排名第四(7.13%，2018年为2,123.216吨)，氟喹诺酮类药物主要用于动物和人类。这些抗菌药物对多黏菌素耐药性在动物和人类中传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需要引起更多关注。
本研究中志愿者的平均年龄(平均标准差= 57.13±12.423)相对较高，因为很少有年轻人有兴趣参与。鉴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结果仍然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人。此外，回忆食物摄入数据时的记忆偏差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差，这种误差经常出现在食物食用频率问卷中。
结论
动物源性食物不再与mcr-1阳性细菌定植相关。较高的水生食物摄入量(> 75克/天)是健康个体肠道中mcr-1阳性细菌定植的危险因素，较高的全谷物摄入量(> 150克/天)是防止定植的保护因素。有必要对动物、水产养殖、环境和人类的多黏菌素耐药性进行持续监测。进一步研究动物和人类肠道中正常细菌和耐药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为策略的制定提供新的见解，以应对抗菌药物抵抗性。
文献来源：
[1]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mcr-1-positive volunteers after colistin banning as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animal growth promoter in China: a community-based case-control study ,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https://doi.org/10.1016/j.cmi.2021.06.033[2]徐虹,雷晓婷,赵丽华,史庆丰,刘聚源,王广芬,朱越燕,乔甫. 多黏菌素耐药基因mcr-1研究进展[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7,27(24):5741-5744.
发表于 2021-8-26 0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