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对CRE-CRAB-CRPsA感染的监测和对无症状CRE定植的监测培养有助于尽早的采取感染防控措施来防止病原菌传播到其他患者和医院环境中。监测作为预防医疗保健相关感染和病原体交叉传播的关键要素,在早前的《WHO关于国家和急症医疗机构层面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核心措施的指南》中总结了支持证据。
证据摘要
在这个部分,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了评估。即将“监测”作为干预措施的一部分,对防控CRE-CRAB-CRPsA相关患者定植/感染结果的影响。
包含患者主动监测的研究为间断性序列设计,来自于美洲地区(11项CRE研究中5项、5项CRAB研究中2项、3项CRPsA研究中1项)、东地中海地区(11项CRE研究中3项、5项CRAB研究中0项、3项CRPsA研究中0项)、欧洲地区(11项CRE研究中2项、5项CRAB研究中0项、3项CRPsA研究中1项)和西太平洋地区(11项CRE研究中0项、5项CRAB研究中1项、3项CRPsA研究中1项)。对无症状的定植患者进行主动监测通常被描述为:入院时对存在风险的患者(指安置在ICU或过度病房(step-down unit))采集直肠拭子,每周或每两周进行筛查,以及筛查接触者。
CRE:11项CRE研究中的10项将患者主动监测作为他们评估多模式方法的一部分(其余一项研究将扩大监测作为标准独立的干预方法来评估)。主要结果指标有CRE感染(10项中7项)和CRE血流感染(10项中2项)发病率、CRE感染率(10项中1项)、CRE感染/定植发生率(10项中1项),其中有一项研究报告了2个结果。此外,研究评估了对目标人群进行的主动监测,包括高风险患者,例如在ICU的患者(10项中9项)、接触者(10项中8项)、近期有住院史的患者(10项中7项)。10项研究中9项筛查了入院患者的CRE定植情况,10项中7项至少每周或每两周进行患者筛查。10项研究中8项报告了干预后CRE显著减少,斜率(即,趋势;范围-0.01~-2.39)和水平(即刻改变;范围-1.19~-25.33)的估计值出现有意义的改变。
CRAB:作为多模式方法之一,5项CARB研究中有3项包含了对患者的主动筛查措施。主要的结果指标有CRAB感染或定植的发生率(3项中有2项),CRAB和CRPsA定植的发生率(3项中有1项)。3项研究中有2项报告了在干预后阶段,CRAB有较明显的下降,斜率(即,趋势;范围:-0.01~ -4.81)估计值变化显著和水平(即,即刻的改变;范围:-48.86)估计值其中一个的变化显著。
CRPsA:作为多模式方法之一,3项CRPA研究均包含了对患者的主动筛查措施。主要的结局指标有CRPsA感染的发病率(3项研究中有2项),CRAB和CRPsA定植的发生率(3项研究中有1项)。2项研究均报告在干预后,CRPsA有较明显的下降,干预后斜率(即,趋势;-1.36)一个估计值变化显著和水平(即,即刻的改变;-0.02)一个估计值变化显著。
GDG认为证据的整体质量非常低。监测方法在不同的研究中经常不相同。因此,这只是作为多模式策略的一部分来进行评价,GRADE评价是根据结果(比如,感染发病率、血流感染发病率、定植发生率、感染及/或定植的发生率)进行的,而不是根据某项特定的干预措施。
制定推荐需额外考虑的因素
价值观和偏好
GDG 认为在一些临床情境下(如,粒细胞减少的患者、新生儿)应注意采集直肠拭子的不良作用。这些情况下,可以考虑进行粪便培养,若无法获取上述标本,可以采集肛周拭子。
GDG还认为在一些情境下可能会存在一些难以预计的社会问题和后果,比如,患者如果到最后被鉴定为CRE定植,那么采集直肠拭子或进行粪便培养时,会带来文化上的冲突或侮辱的感觉。极少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患者拒绝接受监测培养。要确保进行恰当的医患沟通、尽力维护患者的权益和尊严,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来增强对这些潜在问题的意识,从而减少可能产生的误解。
专家组认为虽然明确CRE 定植状态对病患、医疗护理应对均有潜在的益处,但是如果医疗机构内没有恰当的管理架构来确保常规的临床护理,对CRE定植患者的医疗照护能一视同仁,这将会导致对不适当的患者的歧视。专家组认为,需要权衡这一重要的、潜在的伦理问题,与因未开展主动筛查可能导致CRE交叉传播所造成的临床影响和主要伦理问题之间的利弊。要对数据和患者定植或感染的状态进行保密,只有通过正确的渠道可以分享,从而使可能产生的歧视最小化。
虽然没有发现患者关于这种干预的价值和偏好的研究(因为这不是文献综述的重点),但专家组相信,总的来说,患者和医疗保健工作者主流的价值观和偏好会支持监测培养。专家组还认为,鉴于CRE感染可能带来的严重的健康影响,相对于上述问题,绝大多数机构中的大部分医疗保健提供者和患者可能更重视CRE定植的信息。
然而,GDG认为患者的风险评估是监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筛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推荐意见和相关评论中指出的“高风险”的患者群体,尤其是那些处于获得CRE风险中的患者。
此外,GDG认为,制定一个强大的沟通和信息共享策略来分享患者的CRE定植状态至关重要。这一点对于机构间的患者转诊特别有效,因为许多已发表的CRE暴发事件发生在那些沟通不畅的医疗机构中,即转运时,患者之前的监测培养结果没有充分的传递至接收患者的医疗机构,随后造成CRE的传播。
有关监测的伦理方面的考虑,其他资料可以在《WHO关于解决大流行性流感伦理问题的讨论文件》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伦理指南中获取。
资源影响
GDG意识到与定植的监测培养有关的财务影响。但GDG认为这些资源对于预期净收益来说是值得的,尽管这种获益由于可用资源的差异,在不同医疗机构间可能会有所差别。
GDG还认识到,为了正确及时的对临床监测培养的标本进行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检测,在某些医疗机构需要财政和技术支持来加强实验室的能力。此外,在某些机构中,可能需要努力加强与实验室分析和微生物结果解释有关的培训。对于监测培养的结果,需要流行病学技术和临床技能来正确应对。对CRE-CRAB-CRPsA也应该有恰当的治疗。
可行性
GDG相信,这一推荐可以在所有国家完成,但是它承认上述资源的影响可能会对其可行性带来挑战。这个推荐可能需要适当调整来适应文化背景。此外,在一些国家,为了支持恰当监测而进行的持续教育可能是困难的和具有挑战性的,特别是那些缺乏能够教授感染防控知识的专业人员的国家。另外,对CRE-CRAB-CRPsA感染和CRE定植的有效监测需要充分的数据收集和恰当的管理基础架构。例如,GDG承认,与电子医疗记录相比,使用纸质医疗记录系统进行监控可能更为费力。
可接受性
GDG相信主要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发现这一推荐是可以接受的。
研究空白
GDG讨论了在与本推荐相关的若干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其中包括以下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