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
我们总要回归或回应
几个基本命题：
医学是什么？
医疗为什么？
医生做什么？
或者，
在当下，
这些问题
正在遭受严峻的挑战和深刻的考量，
使我们陷入沉思和抉择。
一、人文关怀是终极关怀和医学本源
人类对于损伤或者疾病的最初帮助，
是同情、关怀和尽力救护，
反之，技术或方法是原始的，甚至是野蛮的。
医疗和医学在“同情、关怀和尽力救护”中诞生，
并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种社会责任和职业。
这其中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s），
并非临终关怀（terminal care），
包括诞生与死亡、生命与生存、痛苦与自由等，
其本源的肇始解释和解决是哲学的、宗教的，
由此才逐渐演化为医学。
文化或人文本就位于“处理”或“技术”之先，
诚如古老的希腊人歌中所唱，
“人的救赎是全方位的，
肉体与灵魂相辅相成”。
“有时是治愈，
常常是帮助，
而总是关怀和慰藉”，
这句特鲁多的名言直至20世纪，
仍然是医生们的座右铭。
二、当代医学或医疗的弊端
早在一百年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就指出，医学实践的弊端在于：
“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
时至今日，这三道难题非但没被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了医学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
西医的发展，第一阶段是认识人体，如维萨理的解剖学、哈维的血液循环，第二阶段是认识疾病。
今日之医学，已进入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阶段，从微观层面长驱直入，与整体和宏观的距离越来越远。
近年来流行的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等，虽说是为了寻求证据、寻求转化、寻求精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将医学带偏了、带窄了，甚至偏离了人文、肢解了整体。
医生，也日渐心智板结，思维“沙漠化”。
风靡于世的数字医疗、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尽管为疾病诊治提供了新方法、新技术、新策略，但是，如果医学贫乏了人文观念和人文关怀，这一切“学问”都是没有温度的，医院将变成工厂或作坊，病人只是“冰冷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
未来医学、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将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改变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
每个人都在问，机器人能操纵一切吗？谁来操纵这些冰冷的机器呢？
可这些，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莫过于人的思想的机器化！
我想，这是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意接受的未来。
三、强化人文观念重视临床实践
有道是“哲学始源于医学，医学归隐于哲学”，这句话回答了一个问题——医学从何处来，应该向何处去。
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对医学的促进、冲击和浸染巨大，令人亦喜亦忧！
但至少，医学同道们应努力避免两种倾向：
其一，唯技术论、唯器械论、唯数字论。
好技术、好器械、好数字，固然是可贵的、可用的，但我们从来都主张“君子不器”（孔子），君子用器，而非器也。技术、器械、数字，都是器。我们利用它们，而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夸大所谓新技术的应用效果，单纯依赖某种肿瘤标志物或化验指标，试图以某种仪器装备代替“望闻问切、视触叩听”，都是不辩证、不实际、不可能的。从来“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列宁），这是真理。
其二，脱离临床、脱离个体、脱离实际。
协和泰斗林巧稚大夫告诫我们：医生要永远走到病人床边去，做面对面的工作，单纯依赖检验报告进行诊断治疗是危险的；临床医生要临床，不要离床，离床医生不是好医生。
现实情况是，脱离临床、脱离个体、脱离实际的“三脱离”倾向已经比较普遍，严重影响了医生从医行善，特别是对青年医生的培养和成才。
为医者，应富蕴人文思想，建树哲学理念；
要非常理解病人的思想、感情、意愿以及家庭与社会背景，尊重与考虑其要求，充分交流，密切合作；
要在保证治病的基础上，保护其器官、保护其组织、保护其功能、保护其精神心理；
要全面地、辩证地分析病史、症状及有关检查，审慎地、负责地作出诊断与处理。
我们给予病人的有时是技术，有时是管理，有时是医药，但本源应是关怀。
为医者，其修养和训练应是全方位的，医学是基础，哲学、文学、美学等亦不可或缺。
我们，不仅是医学的读者，也应是哲学的读者、文学的读者、人性的读者、生活的读者。
我们，不仅是医疗文件的作者，还应是文学的作者、艺术的作者。
这是叙事医学对我们提出的正式而庄重的要求。
作者简介
郎景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妇产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总编辑，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会长，并受聘多所大学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
欧亚科学院院士，亚太地区妇科内镜协会（APAGE）主席，欧洲妇科内镜协会（EAGE）常务理事，美国妇科腹腔镜医师协会（AAGL）常务理事，美国妇产科学院（ACOG）荣誉院士，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RCOG）荣誉院士等。
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进行研究，提出“在位内膜决定论”和“源头治疗说”；关于卵巢癌淋巴转移的研究及对妇科内镜手术、子宫颈癌防治、女性盆底障碍性疾病的诊治及基础研究均有突出贡献。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教育部、中华科技进步奖、华夏奖及北京科技奖等12项，并荣获2004年度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5年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及北京协和医学院杰出终身教授荣誉称号等。
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主编（译）著作30部，个人专著2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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