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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解读 | 透视国家卫健委与医保局组建背后
原创 文/郝兰兰 2018-03-13 来源:健康界
专家权威解读国务院机构改革 | 职能重新划分,服务体系与支付体系并肩而立,一个新的谈判阵营即将形成。
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出炉。根据方案,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单独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再保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一些政府部门却出现职能重叠交叉、政出多门的情况,行政限制束缚了行业发展。“本次机构改革不仅仅是合并同类项,机构数量减少的同时,更有意义的是质量变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杨燕绥强调,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民生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改变了过去经济相关部门独大的局面。“这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结构变化相吻合。”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第一时间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此次改革的认同。他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有二:一是破除阻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二是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效率。“改革的核心手段是相关责任和权力的整合,因此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大部制。”
刘远立强调,这次机构改革中的“破与立”,标志着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已经从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转变为战术层面的执行落实。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朱铭来举例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成立,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卫生与健康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卫生服务提供者,另一个是医疗筹资渠道。”朱铭来告诉健康界,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将形成服务体系与支付体系并肩而立、协同合作的局面。
官方回应
对于机构改革,原有机构职能的整合,新设部门职能的建立,国务院的思考大有深意。
国务委员王勇表示,为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特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王勇表示,主要是为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病有所医。
权威解读
医改办功成身退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医保、医药领域处于九龙治水的局面。由于医疗问题错综复杂,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涉及多个部门。为了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沟通协调机制,国务院发起建立了医改办。朱铭来表示,如今,随着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等难点问题的推进,医改办的协调作用已经减弱,未来将是服务方与支付方有效联动的时代。
“医改办并非常设机构,是为了发挥协调作用而成立的临时组织。”杨燕绥的观点与朱铭来不谋而合,如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思路已经理顺,接下来将是如何实施与操作的问题,医改办的作用已不甚明显。
负责医改顶层设计的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结束了为期10年的历史使命。刘远立表示,今后,国民健康政策的研究制订将成为“健康委”的重要日常工作。
国家卫健委一统格局
朱铭来强调,将与医保支付相关的职能统一到国家医疗保障局,将与医疗服务监管、老龄化、控烟等与国民健康保障、医疗服务体系建立相关的职能归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如此一来,此前分布在各个部门的职能被理顺,一个合理的管理体制被建立。
“将健康与卫生组合到一起,非常匹配。”杨燕绥告诉健康界,卫生主要指公共卫生与医疗,将健康加进来,能够覆盖从怀孕生子到疾病死亡的健康产业全链条,这是社会人口老龄化、健康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市场打造供给链所需的内生动力。
通过方案可以看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从称谓和架构上更加突出健康这一核心目标导向,即更加明确了卫生工作是手段,国民健康是目的,从组织架构上改变了过去重治疗、轻预防的功能定位。统一协调大卫生、大健康的格局初步形成。
国家医保局深得人心
对于医疗保障局的成立,杨燕绥与朱铭来均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机构设置。过去,新农合相关职能分布在卫生部门,城镇医保相关职能集中在人社部门,医疗救助等相关职能由民政部门发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九龙治水,医保基金不安全,三保合一举步维艰。医疗保障局的设立,将与支付相关的职能集中化,有利于构建公平的全民医保体系。
“服务型政府应当具备三驾马车,即收税、管制和服务。”杨燕绥强调,国家医疗保障局便是服务机构。
对于新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刘远立认为,该机构在整合了原来碎片化的医疗保障制度、定价制度之后,将会有条件和能力通过基于绩效考核的支付制度改革以及“购买服务”机制的建立,对于推动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格局形成之后,如何协同发挥效应?朱铭来表示,服务体系与支付体系职能的理顺,有利于三医联动,其核心则是支付谈判。未来,类似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小改革”需要建立支付体系,对其进行倾斜;类似公立医院服务价格改革等“大改革”,同样需要合理的支付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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