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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在乎我們的伙伴 吳佳璇
我是台大医学院与医院培育出来的精神科医师,也是移植医师的家属,虽然暗暗庆幸外子因出国和这回震惊社会的爱滋器官移植事件擦肩而过,但想到5位刚接受移植的病人及家属深陷罹患艾滋病无以名状的恐惧,以及台大、成大两院数十位参与手术同僚亦因不知情暴露于高风险情境忐忑不已,我为自己内心些许侥幸之心深感惭愧。
期待安全医疗环境 我的强烈不安除了来自近日卫生署与台大医院发布之讯息,似有定调此一不幸事件为个人失误之倾向,更来自10多年前一件罕为人知的医师自杀悲剧。 1995年10月,台北荣总爆发院内感染事件,6位病人因接受计算机断层检查时未遵照无菌操作标准流程,重复使用螺旋导管注射显影剂而感染疟疾,其中4位不幸身亡。 喧腾一时的案子也改变许多医疗人员的命运,但最最遗憾要属那年八月才上班的第一年住院医师赖医师,因执行当天6位病患的检查从此承受莫大心理压力。隔年一审虽获判无罪,事发2年半,仍不幸自杀,得年30未满。 因此,在检讨、究责,甚至挞伐整个事件的高压氛围中,尤其是日后进入司法程序,相关医疗人员除了担心感染,另一不能承受之重便是被视为「罪犯」。且不论司法最终裁决(包括可见的巨额赔偿)为何,漫长的调查诉讼过程,就可能让这群原本一片救人赤忱且大多数无辜的医护人员怀忧丧志(其中肯定不乏自责倾向强者);荣总赖医师殷鉴不远。 当两院精神医学、临床心理与社工专业人员竭尽所能关注移植病人以及家属后续心理反应时,请别忘了你们的同事;当媒体及社会大众睁大眼睛看台大医院如何痛定思痛从错误中反省学习,能不能给相关医疗人员稍留余裕。毕竟大家衷心期待的是更安全的医疗环境,绝不止于揪出几个人下台或判刑。
作者为精神科专科医师、任职于远东联合诊所
本文選自蘋果日報 2011年 09月06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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