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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后疾病预防思考
张建新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成都610041
汶川大地震又一次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对疾病控制机构(包括疾病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等)提供社会安全和健康保障的热盼,又一次为疾控人(疾病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专业以及非专业人员)提供了展示社会价值的机会,又一次证明了疾控机制机构及疾控人为社会安全和大众健康发挥着巨大的、看不见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或许有人会问,灾后是否真的会发生大的疾病流行?我个人认为虽然我们还没有充足的信息做出肯定的回答,但需要提高我们评估及预测疾病流行的能力。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不开展灾后的防病工作,是否也不会发生大的疾病流行?我个人认为虽然决策者、实施者和公众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但需要疾控人提高跳出疾病控制工作之外看待疾病控制工作、提高政策倡导和社会影响的能力。
或许有人会问,灾后的防疫工作是否需要反思?我个人认为,只有敢于反思,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努力的方向;只有敢于反思,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提高我们的应对能力;只有敢于反思,才能更好地、更有效地、更经济地为保障公众的安全和提供健康服务。
在地震一周年之际,就地震灾后的预防疾病有一些思考,以期引起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和讨论。
一、信息指标定义的一致性
灾后收集疾病流行及影响因素的信息,对于掌握疾病流行的趋势、做出预防疾病流行应对的决策、资源的动员及配制、以及评估应对措施都是至关重要。
当大地震发生后,当疾控人进入到地震灾区投入到疾病预防的工作中时,疾控人意识到疾病控制相关信息的重要,疾控人着手收集与疾病控制的相关信息,疾控人获得了大量的与疾病控制相关信息。
虽然在如此大灾面前,毋庸置疑需要全面收集疾病控制的相关信息,由于大灾之时或之后,卫生机构、实验室、交通、通讯、人力等资源严重短缺或出现一、二项短板,制约了信息收集的开展,因此收集什么信息、如何收集信息却是不可忽视的环节,需要在这个环节中确定优先收集的信息,也就说需要制定恰当的信息收集框架。
在信息收集过程中,需要有明确的信息指标,指标需要有明确的定义,如果在信息收集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对信息的指标及其定义的理解不一致,或者在不同的区域信息指标及其定义不同,或者在信息收集的不同阶段,更改了信息指标及其定义,所得到的信息难以进行正确地分析和解读。
在信息收集的过程中,信息收集的工具也是保证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们需要方便、简洁、易行、全面的收集工具,另一方面,我们在灾难后立即投入了防病工作,紧急的现场容不得我们审慎地开发住处收集工具,我们只有在收集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改收集工具,不断地修改收集工具又为我们带了新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信息的提供者、或者对于信息的采集者、或是对于信息录入者和分析者,都会产生不适与额外的负担,影响了信息收集的质量。
总而言之,信息的收集中,我们需要明确收集什么样的信息?所收集的信息有何含义?如何收集信息?等等。
二、信息的价值在于利用
没有得到利用的信息毫无价值,越是充分利用的信息,越体现出信息的价值,尤其是灾难之后,人们还没有走出悲伤的阴霾、人们还没有从惊恐中恢复平静、人们还没有处于应激状态,对与安全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十分敏感。
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时机,本着公众安全和健康的目的,为政府和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客观、可读的信息。
本着公众安全和健康的目的,是指不能无选择地、随意地、无目的地为政府和公众提供过度专业化的信息,而是要根据预防的目的有选择性地为政府和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客观、可读的信息。
信息的利用概括起来为定位、倡导、计划、材料开发、分享、交流和评估等。
三、消杀灭的权衡考量疾控人的智慧
当大地震发生之后,大量的人员伤亡、牲畜尸体、污物泄漏以及媒介生物的繁殖等等,使得充足的病源微生物得以侵害人类的健康,为了预防疾病的流行,理所当然地需要开展消杀灭的工作。
消杀灭工作不仅可以有效地消灭媒介生物和病源微生物,同时还可以向公众传达和建立疾病预防的意识和安抚灾区群众,为灾区群众提供生活环境和心理上安全与健康的保障。
在地震发生之后,消杀灭工作一度出现过度化、泛化、近视化和不计后果的现象,消杀灭工作模糊了公众对灾区与疫区的区别与判断,形成了灾区等同于疫区的观念,在预防潜在的公共卫生问题的过程中,制造了影响更深远、结果更严重、解决更困难的公共卫生问题。
如何权衡消杀灭的利弊?如何在两难中是找到平衡点?
我们需要在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消杀灭的决策和实施,我们需要从政策的敏感性、影响、效果、安全与风险和资源投入等角度进行评估,找到利弊的平衡点。
四、健康教育的核心不在于卫生知识的宣传
地震灾后,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下降,医病卫生服务可及降低,灾区群众变分散居住为集中居住,人际间密切接触,自然净化有限与粪便垃圾过量,人口大量流动,水源污染,狗、猫、鼠等动物习性改变,野外暴露(蝇、蚊、鼠、雨、寒)机会增加,群众关注转移(亲人伤亡、财产毁损、生活无着),食品变质,饮食方式改变,等等。
因此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经皮肤破损引起的传染病和其它传染病可能发生流行,以及食物中毒、农药中毒、意外伤害等事件可能发生。
我们需要在群众中开展预防疾病的健康教育,需要在特殊的背景下在群众中建立良好卫生意识与行为,不仅是个人、家庭或群体的健康意识和行为,还包括其所生活的环境健康和促进环境健康的个人、家庭或群体的意识和行为。
在涉及健康教育的活动中,包括健康教育的设计、健康教育材料的开发以及健康教育的实施,我们总是着眼于个人的健康知识与行为,将不健康的行为视为个人的选择,甚至对一些个人的行为赋以道德、素质和人格上不名誉的标签,强调被抽离了其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有着不健康行为的个人或群体及其行为,并且在开展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医学、流行病学的话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作为社会成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包括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种性制度、民族歧视、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等等。
疾病的流行在不同的时代、同一时代的不同区域及不同的人群中总是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况,造成这种不平衡并不取决于疾病本身,而是取决于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人群所生活环境下的不同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绝大部分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都是和人类的行为、人类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的健康和疾病不是一个纯生理、纯医学或纯生物学的问题。
人们的生活需要健康,但健康不是人们生活的目的,健康是人们生活的资源,人们的生活目的各不相同。健康教育必须制定其目的,但健康教育的目的决不会等同于人们生活的目的。
无视人们的生活目而只关注健康教育的目的思路下所开展的健康教育,是顾生活资源而不顾生活目的的策略,是倡导生活让位于健康的策略。有效的健康教育应当首先关注人们生活的目的,首先尊重人们生活的目的,在关注和尊重人们生活的目的的框架下,设计健康教育的理念、开发健康教育的材料和实施健康教育的活动。
健康教育并不仅仅是传播卫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健康信息和健康行为的文化理念。关注和尊重人们生活的目的就是要从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入手,寓健康之目的于社会文化的规范与评价中,营造和利用社会文化的压力,制定适宜的健康教育目的。
五、卫生技术需要与健康教育配合
地震灾后在青少年中开展了甲肝和流脑的预防接种,预防接种作为传染性疾病控制的重要手段,是疾控人重要的看家本领。
接种率不高有诸多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学生和家长并不知道是否接种了甲肝和流脑,因此无法对许多对象做出准确的判断以接受预防接种。
我们在开展预防接种之前,考虑到对易感人群开展宣传教育以促使他们能够接受预防接种;我们在开展预防接种之时,却没有考虑到接受预防接种的人们需要管理自己的健康信息;我们在之后开展预防接种,却没有能够从所有的易感人群处获得相关的健康信息。
六、疾控工作与心理疏导
汶川大地震给经历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据地震后1个月的中学生中的调查,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PTSD)发生率高达50%以上,心理救助、疏导和干预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在一些地方开展了心理救助、疏导和干预的活动。
专业人员所提供的专业的心理咨询、救助、疏导和干预,对于大地震给人群所带来的心理创伤而言,至少成本效率低和覆盖面小。
况且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套灾难性事件后具体完备的和快捷有效的心理救助、疏导和干预的方法。
我们提出了挖掘、开发和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以应对灾难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不是通过专业性的、有形的、显性的心理救助、疏导和干预来帮助创伤者康复,而是通过非心理专业性的传统文化、救灾、重建、教育和卫生服务等活动,于无形地、于无声地和隐性地为创伤者提供心理救助、疏导和干预。
我们的策略是:淡化心理疏导之词,行心理疏导之实。
灾后的疾病预防工作,包括消杀灭、预防接种、饮用水监测、食品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等等,都是无形、无声和隐性地为创伤者提供心理救助、疏导和干预。
七、与媒体的有效沟通
疾控人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意识到灾后疾病预防责任,疾控人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投入到灾后的疾病预防工作中,疾控人在地震后自始自终奋斗在灾区的疾病预防工作中,疾控人在地震后的努力令人感动,令知情人感动。
虽然媒体对疾病预防及疾控人多有宣传报道,与唐家山堰塞湖事比较,疾病预防工作及疾控人缺乏受到强烈的关注、没有形成社会热点和没有在社会上产生热议。
强烈的关注、社会热点及热议,有利于在公众中树立疾控专业的形象、有利于建立公众的信任、有利于开展包括健康教育在内的疾病预防工作。
除了上述几点,灾后的疾病预防中的指挥、组织、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还有待总结与思考。
总之,要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应首先从大处着眼疾病控制之外领域以做出决策,然后从专业的角度着手开展疾病的预防。我们需要在疾病控制中整合内部的资源,也需要整合疾病控制外部的资源。
在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的工作中,我们总是需要从专业的角度确定我们的目标及任务,确定疾病控制的策略及措施。
同时,我们的决策不仅需要基于专业视角的评估,更需要从政策的敏感性、长远的影响及效果、安全与风险和资源投入等角度进行评估,找到利弊的平衡点。
因此,我们需要具有这样的智慧:做专业角度不需要做的事,我们同时需要具有这样的魄力:不做专业角度需要做的事。
感谢玉树竿老师提供的资料,在此我把全文完整的贴出,便于查看。我们目前在甲型流感防控上同样是公共卫生事件、同样的消毒杀菌、同样的需要与官员、媒体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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