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文精神为科学技术奠基

婉若秋水

让人文精神为科学技术奠基秦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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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好人用它做好事，坏人用它做坏事。歹徒用刀杀人，不是刀之过，而是歹徒之过。人为什么变成歹徒，这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主要还不是自然科学的问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如果没有优秀文化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不打自垮。
　　●科学技术确实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贫富差别，也没有直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但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离不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努力。所以，文理分立是为了这两大科学领域的各自发展，文理交融是为了这两大科学领域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科学精神，如探索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实证精神、独立精神、源理精神、创新精神等，这些基本精神的养成既是在从事科学实践的过程中，更是在从事科学实践前的人文教育中，因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无不都是人文精神熏陶下潜移默化的结果。在这层意义上说，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起着奠基作用。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文理交融，多元并举。“文”是总指文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按现在国务院的学科分类标准来说，除文、史、哲外，还包括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即统指人文社会科学。“理”是总指理科。除数、理、化、天、地、生外，还包括工科、农科、医科，即统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属科学，和艺术与宗教是不一样的。“交融”就是指文和理的交叉与融合。“多元”是指在文理范围内的多元，如纯文的、文主理辅的、文理兼备的、理主文辅的、纯理的，不涉及文理两类科学以外的自然和精神范畴。“并举”是指同时发展。我将从社会、学科和个人三个层面上讨论文理多元交融的问题。
　　社会层面
　　文理结合是古代社会的历史必然
　　古代，知识的积累有限，原本没有文科理科的区别。很多有知识的人往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以在多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如希腊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我国汉代张衡既是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同时还是文学家、史学家、画家。波兰哥白尼研究过数学、天文学、法学和医学，他最伟大的成就在天文学，但他的基础则反映在众多学科上。我国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天文学、数学、地质学、药用植物学与医学方面都有造诣。
　　很多古代学者都是精通一门，兼通他门；本业为主，旁及其他。这种现象与当时人类知识积累有限，少数杰出人物有可能兼顾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方面知识有关，也与社会推崇知识渊博、有多方面才干和贡献的人有关。另外，教育制度的保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教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文科和理科是不分的。在十六、十七世纪科技革命以前，中西方教育基本上都是文理并重，甚至文科还更重些。因为那时自然科学还极不发达，构不成什么学科门类。受教育者能得到文理两方面的基础教育，社会造就专才和通才都有条件。此外，由于古代劳动生产力低下，大部分人要为维持人类生存必须的衣食而从事原始笨重的劳动，受教育的人口比例有限。因此大学问家基本上都产生于社会地位较高、没有衣食之虞的少数人群中。这少数人有条件传承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文明，从事多种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间的相互融通、启发和碰撞也往往就发生在这一部分人群中。
　　文理分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
　　十六、十七世纪以来，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欧美，遍及全球。人类知识呈爆炸型增长。兼通文理，而且都能作出杰出成就的人就逐渐少了。自然科学越分越细，越钻越深，确实不是一个人能在多个领域作出创新性贡献的了。古代科学家可以凭个人的智慧和勤奋作出伟大的发现和发明，但进入大科学时代以后，大的发现和发明一般都离不开巨大的物质支撑和技术平台，很难靠单个个人独立完成，尤其是重大工程技术方面的成就更是如此。即使原创性基础研究仍可以由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共同完成，但也必须在前人长期积累的基础知识上前进。于是现代社会分科就越来越细了。即使自然科学内部也已分得隔行如隔山，更何况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科了。
　　知识既已积累到如此众多，教育自然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笼统地综合了，于是综合大学就按不同的门类分系，有的门类还单独成立了学院或大学。不同门类或学科的教师也易于集中，形成优势，使成批量地培养学生有了保证。现代大学教育的这种规模和效率确实是古代教育体制所无法企及的。
　　文理分立后就有了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专业人员，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存在着不同的方法论。最近三四百年来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人文科学的进步相对慢一些。自然科学在创造大量高新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资源破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显现。人们开始发现，科学技术发展并没有消除贫富差别，并没有减少犯罪、吸毒等道德沦丧问题，甚至出现了核威胁和多种高技术恐怖事件。于是有些人文学者认为这是科学的负面效应，甚至提出了“反科学主义”的口号。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上述有些问题是由于发展科技时认识没有跟上，如工业化过程中造成了环境污染；很多青少年迷恋电视、电脑而荒废学业，这些都不是科学研究的本意。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好人用它做好事，坏人用它做坏事。歹徒用刀杀人，不是刀之过，而是歹徒之过。人为什么变成歹徒，这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主要还不是自然科学的问题。
　　科学技术确实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贫富差别，也没有直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这是事实。但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离不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努力。所以，文理分立是为了这两大科学领域的各自发展，文理交融是为了这两大科学领域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文理交融是未来社会进步的必需
　　杨叔子教授近年来经常强调“科学与人文，融则利而育全人”。他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如果没有优秀文化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不打自垮。很多人都认为人文与科学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缺一不可的。这些观点，我们应该坚持。
　　中国从鸦片战争后打破了天朝大国的迷梦，放眼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的努力。甲午战败后，看到问题不光是技术，而在于制度。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就着力于推翻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张勋、曹锟等一个个军阀复辟，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制度的后面是文化，于是就有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梁启超总结这段经验说：“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反过来，制度又促进文化的发展。”现在说，“文革”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其实，濒临崩溃边缘的主要还不是经济，而是道德、是法制、是国家体制、是人文社会科学。今天我们常说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其实，中国更落后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的繁荣有赖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有赖于政治开明，政治开明有赖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启蒙。这是从最高社会层面上看文理交融的意义。今天我们正努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是我国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大有作为的时候。
　　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中文理应该同时发展。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在社会层面的融合主要是指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始终发扬积极的人文精神，造就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再由这样的人去探索掌握自然规律，创造高新技术以造福于人。但文和理又都有各自的专业内涵和研究方法，需要分头进行研究和发展，这同样是为了社会进步的和谐有序。现代国家不可能只靠自然科学技术或只靠人文社会科学而取得进步。因此，社会应该保证不同形态的文理交融能多元并举。
　　学科层面
　　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
　　2002年，郭传杰先生写过一篇文章《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他分析指出：科学技术促进了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有利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化，开发了新的物质手段促进人文艺术繁荣。他的分析是很精辟的。
　　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很多领域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使人文社会科学开辟了不少新的学科，如哲学中的科学技术哲学，经济学中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法学中的科技法学，教育学中的教育技术学、运动人体科学、心理学等。
　　我本人是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同样很密切。首先，医学模式已从20世纪初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到20世纪中叶以来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就是将人文关怀更多地注入了医学科学工作中。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之说。为什么医国、医人、医病可以贯通起来考虑，因为贯穿其中的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关心。关心人的机体健康，就要医病；关心人的思想精神，就要医人；关心人的生存环境，就要医国。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医国靠政治家，医人靠教育家，医病靠医学家。其中，有不少医学家是从医病开始，进而转向心理学、文学、教育学领域从事医人工作，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鲁迅。也有一些医学家是从医病开始进而医人医国的，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孙中山。
　　近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又给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如移植器官的来源、人工授精、脑死亡、安乐死、基因资源、克隆人、医疗纠纷、避孕流产、胎儿性别选择问题等。这些问题，医学技术层面上都可以解决，但能否施行就要从人文精神出发全面论证了。对于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必须由文理两门科学携手研讨才能较好地解决。为此，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经济学、医学环境学、医学信息学、医学社会学、医学教育学、医学哲学、医学史学等交叉学科就不断诞生，至于反映医学的文学和艺术则更是古今长久不衰的题材。
　　人文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常说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用对用错全在握住剑柄的人。人的意志、意向、意愿决定于这个人的人文取向。炸药可以炸山筑路，炸药也可以炸城毁人。在这层意义上说，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起着导航作用。现在常见人文学者在指责科学技术发展对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这些不利影响恰恰说明人文精神的欠缺，需要人文学者的努力，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又需要进一步研究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因此，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的联姻和合作才是未来社会进步的理性选择。
　　科学技术创新需要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体制环境。郭传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回顾了世界科技文化中心的转移，指出，每一次科技文化中心的出现都以该国人文学界的思想解放和人才辈出为先导，都以该国国家政治体制有利于创新文化的建立为前提。在这层意义上说，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起着保障作用。
　　并不是人人都有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人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诸如好奇心、正直、勤奋、执着、创造力等固然有天赋的成分，但后天培养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科学精神，如探索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实证精神、独立精神、源理精神、创新精神等，这些基本精神的养成既是在从事科学实践的过程中，更是在从事科学实践前的人文教育中，因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无不都是人文精神熏陶下潜移默化的结果。在这层意义上说，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起着奠基作用。
　　个人层面
　　社会的共性要求与多元取向
　　社会对它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它的基本道德和法纪要求，可惜的是这种每一个公民都应有的基本道德和法纪教育过去长期缺失。原因是基本道德标准和法纪本身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往往以政治纪律教育和英雄模范教育代替了最基本的公民教育。李慎之先生去世后，很多悼念文章提到慎之先生晚年一再强调的公民意识教育问题。他说：“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其实所谓素质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识。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只有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他年轻时一度做过公民教员，他表示自己愿意下辈子再当个公民教员。他说所谓“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应使每一个公民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话真是切中时弊。要说人文教育，这可以算是根本的人文教育。我国人文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在这方面的任务还很艰巨。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过去说，社会上的行业360行，不对了。现代不同国家的行业，约2000行。学校批量培养时无法进行多元的个性教育，而社会上对人才的需要恰恰是非常个性化。学校里培养时唯恐学生通不过考试，得不了高分。社会上用人却不计较学生考试分数的高低，而关心能否胜任岗位工作的要求。学校培养和社会需求价值取向的脱节，是造成现在学生求职不易和社会求才困难的基本矛盾。很多取得成功的必要能力都不是现在的教学模式所能提供的。如捕捉机遇能力、自我定位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人际合作能力、扬长避短能力、各种表达能力等都不是考试分数说明得了的，而这些能力，对人的发展恰恰比考试分数更重要。
　　所以，从个人层面来说，在文理方面能交融兼优当然最好。如确实做不到，因势利导，自我定位，“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自己其他方面的素质好，不愁没有施展抱负的地方。因为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元的，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不会没有你合适的位置。
　　个性特点与多元并举
　　人和人不一样。承认个性差别，允许个性发展，这是于社会、于个人都有利的事。
　　有人喜欢文，有人喜欢理。有的人学文驾轻就熟，学理难如登山，有的人反之。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因此，在文理教育方面，在保证基本公民意识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应该允许个人的选择，不必，也无法强求一致。有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如文学、艺术、体育方面的天才要在最佳年龄时让他们得到培养和发挥，而不是靠上大课、统一训练能培养出来的。现实社会中有偏科专长的人也是常见的，如台湾的柏杨，上海的韩寒，在文理两方面有明显偏废，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在某一领域作出贡献。
　　在文理交融的程度上，也不会一样。有纯文的，有文主理辅的，有文理兼通的，有理主文辅的，有纯理的。即使纯文的，长于政治的未必长于经济，长于经济的未必长于文学。理科中，理工农医，互不串行。同是学医的，内、外、妇、儿也各不相同，更何况多学科交融！现代人才总体结构应该是多元的。
　　在同一学科的科研人员群体中，既需要拥有系统性、综合性知识素养的学者型管理人才，也需要在某一专业领域内掌握学科进展和精深技能的学科带头人，也需要能在微观领域里深得下去、钻得进去的专业人才，也需要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和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后勤保障人才。现在社会的导向恰恰在于过多地从学历、学位上要求，较少从实际能力和贡献上要求，结果人才结构两头小，中间大。一头缺乏有真本领的帅才、将才，一头缺乏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基层科技骨干。现在很多大城市，一方面熟练技工无后继之人，“少如冀北之驹”，高薪难求。一方面博士、硕士满天飞，“多如辽东之豕”，求职困难。这就像部队组成，如果没有出色的将帅，也没有出色的战斗员，有的只是一大堆挂着中、下级军衔的学生官，其中不少还是半瓶子醋，二五眼。这样的队伍，怎么能打仗！应该强调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要和人才个性的多元发展，应尽快扭转现在社会上人才宣传中的错误导向，使社会人才结构尽快趋于合理。
　　在个人层面上谈文理交融的问题还有一层意思，是指个人成才中最好应该既有自然科学的专业深度，同时还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当学养。这既有助于科技人员的宏观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也有助于陶冶情性、丰富生活、领悟人生。很多大科学家将科学和人文都融入自己的事业中。杨振宁和邓稼先在日寇轰炸时躲在防空洞里对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互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何等的境界！现在两院院士中，潘家铮、王淀佐、杨叔子、王梓坤的文学修养和程天民、吴良镛的书画艺术水平都非同一般。固然我们无法要求所有科技人员都能文理交融，但有与没有这方面的交融，不仅影响着他们事业上的成就，更影响着他们能否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素养一般都是在中小学时期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兴趣的，所以中小学时期的基础教育应该文理并重。过早地分科对培养文理兼容的人才是不利的，但过于求全也不利于有个性特长的人才成长。应该文理都学，但不必要求文理兼优。学理科的在大学阶段主要是专业教育，硕士、博士阶段更是在专业的某一方向上作深入的研究，人文科学不会再作课程安排，所以一般学自然科学专业的人离人文社会科学就越来越远了。只有在中学阶段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兴趣的人，方能利用业余时间主动去阅览、去欣赏、去提高，保持着对人文科学的关心和爱好。博士阶段结束，独立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后，缺乏人文背景的就越钻越深，越钻越小，发展成纯专家型学者。到老年，退休后，这两类专家的差别就更大了。专家型的往往突然感到没有工作了，失落的反差极大。杂家型的往往喜爱的事情很多，有享不完的人生。有的甚至在自己的专业外又开拓了新的交叉领域，利用原来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人文科学方面又作出新的成就。
　　
　　本文由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人文博士讲坛”提供，赵美娟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本版插图源自《剑桥插图医学史（修订版）》
健康报  2009-3-27

婉若秋水

好医生应是一个“哲学家”刘振华
　　目前，医院从设备检查手段到总体医疗质量都较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医患关系却不如以往和谐。个中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是在工具理性和拜物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我们的一些医院管理者和临床医务人员，忽视了必要的临床哲学思维则是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哲学和思维认识方面提高临床能力，并重点处理好如下几种关系。
　　医学与社会
　　医学是为人服务的，而人突出的特点是其社会属性。因此，医生不能满足于掌握医学知识和应用先进的设备，还要有丰富的社会学知识，因为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诊断治疗都与社会因素有关，正如希格波拉底所说：“知道患者是什么样的人，比知道他患了什么病更有价值。”我国的《黄帝内经》中也有与西方先哲同样的认识：医生看病前先了解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社会活动，然后才是诊断治疗，阴阳表理及用药放在最后，不了解社会地位变迁，为一错；不问饮食起居心中苦乐就开药，是二错；不根据社会地位和上述变化来诊断，是三错；不问贵贱、是否有政治上失意、经济上的亏损，是四错。这些看似与医学无关，实际关系密切。许多医疗风险起因并非在医学本身，而在于对上述问题的把握出现偏差。
　　医理与法理
　　今天的医生经常会成为被告。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医理与法理的关系，或者仅关注医理而忽略了法理。
　　长期以来，医学形成了自己特殊伦理观念，这与医学自身特有的职业特点及其性质相一致。如对某些疾病防患于未然，以绝其后患等。在历史上患者找医生看病，医生有权对患者选择自认为对患者有利又符合医学伦理原则的治疗方案和手段。这其实是一种家长式的思维方式。但是进入法制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患者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增强，对医生不信任感增加；二是医学信息的普及，患者自认为也有一定医学知识，就会用自己的认识来对待疾病，做出选择。因此，医生必须修正自己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思维方式，以适应满足患者的心理需要，规避不必要的矛盾。如患者在行下腹部手术时，医生发现阑尾有轻度的炎症，顺手把阑尾切除以防患于未然，避免日后急性炎症时受二次手术之苦。从医学的角度讲，这是正确的，对患者有利，医生也只是举手之劳。但患者认为是自己的器官组织，必须经患者同意方可如此处理。从法理上讲，医生违犯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就会涉及法律问题。
　　询问与审验
　　询问是医生诊断疾病的重要步骤，也是重要的认识环节，更是进行设备检查的依据。患者应诊后，医生最先开始的就是病史询问，无论设备多么先进，这个最原始的步骤和方法都不能省略。国外有现代化条件的医院并不省略病史询问步骤，否则患者就不满意或者疾病就难以及时确诊。有经验的医生通过询问可以使50%的疾病基本获得诊断，而临床上被误诊或未及时确诊的患者约70%是由于问诊不细或重要病史被隐瞒导致的。另外问诊是医患之间的交流过程，通过交流能融洽关系，促进相互信任，进而更深入了解疾病的本质。近年来由于检查设备的现代化，许多医生把问诊省略了、简单化了。有文献报告，目前某些医务人员把问诊当做可有可无，每19秒就要打断一次患者的诉说，只信设备不相信询问、问诊，与患者的心灵交流也少了，所以医患间的不信任增加了。
　　虽然问诊十分重要，但是只有问还不够，还需要在问的基础上增加审验，也就是对患者提供的病史要审查验正其真伪，审验是我国古代政治家韩非子所说，要判断一个人的言论是否正确，主要用审验的方法，“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审就是审察研究，审视和观察、验证，只有经过验证后才能信以为真。这是因为人各有其不同的心理需求，看病时也会受其心理因素和特殊目的的影响，所以只问不审，其结果难免误差。据文献报道，临床上急性腹痛的患者，因对患者提供的病史体征，只听其诉说而审验和观察的不明确，最后导致误诊者占57.8%，可见对病人的诉说既要问，又要审验其真伪，这是因为人是一个富有情感、心理复杂的动物，同时又受社会因素的干扰及个体感觉的差异，同样一件事，会受各种复杂心理的支配，特别当今多元的社会更是如此。
　　设备与体检
　　诊断设备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更新与进步，许多以往无法确诊的疾病可以很快就确诊。但是实践证明设备并非万能，任何先进的设备也是由人来操作的，设备提供的多数是疾病本质的间接信息，它无法取代原有的临床体检。传统体格检查是无数人经验的结晶，是各种疾病临床表现规律的集中体现。医患间不信任的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设备先进，临床体检被冷落，医生盲目迷信或依赖设备现象突出。正如吴阶平院士所说：先进的检查设备在提高诊断符合率的同时又带来一些新的误诊因素。据文献资料，在全部误诊患者中因设备应用不当或完全依赖设备导致的误诊占14.2%。
　　许多患者对做遍了所有设备检查、疾病未确诊，深恶痛绝、怨恨在心，社会非议甚多，这必须引起医生的重视。在现代条件下，既要学会用先进设备，又不能完全依赖和迷信设备；对设备检查结果既要相信，又要分析不盲从，要做设备的主人不做其奴隶。
　　局部与全身
　　临床分科越来越细，并且有继续细化的趋势。临床分科细的目的是为了使医生集中精力，更深入地研究专科疾病，但分科把本来是功能相互协调统一的整体人为分割成了界线分明、老死不相往来的专科。医生长时间把注意力集中于专科局部的疾病，容易形成过分重视局部而忽略整体的思维方式，使专科医生的思维优势发生偏移。由此导致把常见的、简单的疾病当做疑难病症处理的事情临床上并不少见。其实，专科医生绝不是局部医生，要做好专科医生必须以全身整体为基础，一个功能完整、系统的整体是无法人为分割的。
　　现象与本质
　　事物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事物的本质。医生对疾病的诊断首先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研究而捕捉本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同类现象可以是多种疾病的表现，现象还可以以假象的方式呈现在医生面前，临床上医生最先感知的并非疾病的本质，而是现象。本质是稳定的，现象是流动、变化的。现象露于外，容易被感知到，本质藏于内，需要分析判断才能把握。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常是本质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反面表现，是本质派生出来的自身对立物。所以正确处理好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是医生临床成功的关键，在急腹症的患者被误诊的统计资料中，因对症状体征分析的不准确占44.88%，而症状体征不典型者占17.95%。
　　如临床上大肠癌延迟诊断现象十分普遍，并非诊断困难，主要是患者、医生都容易被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所迷惑，而失去警惕或把思维的重点引向歧途。
　　已知与未知
　　在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无论何种专业，都有许多幽深恍惚的迷宫、黑咕隆咚的黑箱及深奥无穷的未知数，它是获得正确认识的障碍。还有一些障碍常常不被注意，就是人们已经知道并且前人已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或者已经习以为常的临床“经验”和习惯认识。临床上已经掌握的熟知的理论，习以为常的经验或学说，虽然可以使人聪明、开窍、指明方向，少走弯路，但它又可能使人偏颇拘泥，迷失前进的方向，成为再进一步认识新事物的障碍。我们往往身陷其中并不自知或难以自拔。如临床常见的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人们早已习惯于传统的几种病因学说，如酸碱学说、植物神经紊乱等，虽临床治疗效果不佳却并不去探索其他原因，但是2005年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医生巴里·马歇尔和沃伦，却不满足于人所共知的理论，而是不断地对胃黏膜进行新的观察，终于成功地培养出幽门螺杆菌，把溃疡病的治疗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我国血管外科专家王忠镐院士，对胃食管返流病的研究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许多支气管哮喘治疗效果不佳，多数被误认为是过敏所致，王院士用突破常规思维与“定论”，找到了病因，部分患者是由贲门松弛胃液返流，引起小支气管的痉挛而哮喘。可见，医学发展无止境，医生的认识也无止境，任何停滞不前的认识都是值得思考的。
健康报2009-3-19

[ 本帖最后由 婉若秋水 于 2009-4-9 21:35 编辑 ]

泉子

如临床上大肠癌延迟诊断现象十分普遍，并非诊断困难，主要是患者、医生都容易被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所迷惑，而失去警惕或把思维的重点引向歧途。只要问 几个为什么？仔细 点，就会还疾病本来面目。

茶语

好文章！谢谢婉若秋水版主。
我院正在开展全员“人文医学教育”学习活动，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写学习笔记，刚好有了资料。: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清丽幽妙

我们也正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写学习笔记,很好的资料!谢谢了!

婉若秋水

贵院真的是与时俱进，与眼下卫生系统的倡导步调一致。黄洁夫副部长曾针对某些言论说过，“眼下医务人员首先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言外之意至于政府职能缺位与否，自然由相关部门去关注。近两年来，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呼吁倡导大大增多，感染专职人员也需要多多关注相关内容，从而丰富管理手段、拓展管理方法。

婉若秋水

作为治病救人的高尚职业，医生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还需要对医疗工作有无限的热情和救死扶伤的责任感。正如古代名医孙思邈所言，“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也许同时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本身就是完美之人。那么，医生是否需要有如此天分作为执业行医的先决条件呢？所谓医学大家之路应如何铺就呢？我们不妨从诸位专家对此问题的讨论中寻找答案。
参与讨论嘉宾

　　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殷大奎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 秦伯益
　　南京医科大学原副校长、江苏省人民医院原院长 黄峻
　　大连市友谊医院院长 张忠鲁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副院长、科研中心主任 单保恩
　　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肾外科主任 李甦
　　新疆医科大学教授 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肿瘤科主任 冯威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教授 崔长琮　　

做医生是否需要天分？
正方：“天分”成就好医才

　　秦伯益：塑造一名优秀的医生，天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天赋，势必与其性格相关：有的医生生性开朗活泼、不拘小节，相对于内向、细腻的医生而言，这样的人做起事来会显得马虎、毛躁，但他所表现出的热情会让患者觉得贴心，易于医患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更好地获知患者的病情；而性格内向的医生，可能在与患者的沟通方面并不具有优势，但通过细心观察，同样可以了解患者的病情。其实，这些与性格有关的成分往往决定了医生的分科，并在潜移默化中对其日后的医疗水平产生影响。
　　李甦：医生是需要天分的，名医更需要天分的造就。当医生需要具备起码的道德素质、修养，而爱心和同情心是最基本的要求。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没有风险精神的人，即使对其进行技术培养，最终也不可能承担起繁重的医疗任务；动手能力很差，对医疗工作缺乏悟性的人即使学上十年八年也难以“出师”。因此我不认为所有的人都能当医生。
　　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医生其实是全才，逻辑能力、语言能力、动手能力等都要过硬，而要达到这种要求是需要天分的。天分可以理解成一种与生俱来的“本事”，拥有天分的医生，他们对医学的兴趣、见地都会高人一等，因此很适合临床工作。多年的教学，让我认识到并非所有医学生都适合从医。
　　冯威健：天分、悟性或天赋体现的是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对于医疗工作相当重要。人体是复杂的整体，需要随机应变。悟性好的医生，懂得如何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手术往往会做得很漂亮。医生所需要的一些特质，往往不是后天教育所能培养的。
　　单保恩：从医需要天分。人们通常认为“子承父业”是有优势的，然而，我们身边很多医生子女并不爱好医学，这恰恰说明对于从医的兴趣和志向是因人而异的，部分选择并从事医学的人也许就是一种天赋使然。另外，医学事业所需的责任感、抗压能力、对于疾病的洞察力以及与患者沟通的能力等，单靠后天的培养是很难达到临床要求的。

反方：后天努力最重要

　　殷大奎：《三字经》里“性本善”中强调了“善”，说明人类是有“善”的，而有些“善”是后天形成的。一个好的医生完全没有天分是不客观的，但能不能成为好医生，能不能成为“大医”，关键在于后天的学习与培养。我们身边有名的医生、医学大家几乎都是受其成长影响的，这是后天的因素。
　　因此，天分的含义应是先天性与出生后生活和成长环境以及周围氛围对其影响而形成的特性，而相对于前者，后者更为重要。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救死扶伤、解决病痛、挽救生命，更需要具备这些条件。
　　一些好医生、名医，有多少天分可能很难说清楚，而促使一个人成为医生的动因却往往与自己的成长有关，基本上都是受到亲人、周围环境乃至社会、国家的影响后，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
　　张忠鲁：医生其实没有绝对的天赋可言。在古代，医生是“匠人”，遵循的是经验医学模式，靠的是“师傅带徒弟”式的训练。而在近现代，医生是可以通过职业化的训练和培养而产生的，其本身就是一种医学教育的产物。当然，从事任何职业都可能存在一些“天分”，但更加重要的是要通过后天的专业培养和临床经验的积累才能成才。
　　崔长琮：没有人生来就能成为一位好医生。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老师手把手的培养，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成长和有所成就。
　　天分是一个模糊概念，没有评判标准，理解因人而异。一个孩子生下来很难说天分好不好，所能看到可能是先天赋予的体能、精力、体力，而素质的好坏主要与后天有关。当医生最需要具备的条件有二：一是品性，要为患者着想，为患者服务，即我们常说的白求恩精神；二是技术上要精益求精，有真才实学，否则对患者态度再好也不能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医生是需要培养的，是否能成为医生，还要看其在培养过程中的表现，从淘汰机制中胜出，才能成为医生。

通过职业“倾向测试”选人才

　　在美国，临床医师的培养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医学学前教育阶段，包括入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第二个是医学教育阶段，包括医学院校教育和毕业后医学教育。此外，医学院校在招生时不仅会考虑申请人在医学院校入学考试（MCAT）和大学各个年级考试的成绩，还要求申请人有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出色的面试表现。只有大学毕业生中的尖子才能考进医学院，进了医学院也并不能保证能够顺利毕业。
　　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流传千年，而美国的医学院学生从中学到医学院毕业大概是“过十关斩十二将”，步步艰辛，经过这样的大浪淘沙，那些真正有天分，也能够忍受寂寞的人才能最终成为医生。
　　而与美国相比较，中国的医学教育伴随着整个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的升高，入学门槛也逐渐放宽。一些专家表示，这样的形势让那些渴望学医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希望，同时也让医学教育“成果”的去向有了更大的未知。
　　对此，一些专家提出应在医学生入学时进行倾向测试，希望效仿国外对毕业后医学教育的考核，建立类似包括患者关爱、医学知识、人际交流、职业精神等方面的系统职业倾向测试。殷大奎对这一提议表示赞成，他认为通过这样的测试，了解其对医学有无兴趣，是否具备成为医生所需要的献身精神、关爱病人等品质，这有助于遴选和培养真正对医学具有兴趣又具备从医天赋的医学人才。
　　当然，也有专家担心这种做法在国内的可操作性。一位专家坦言，“目前还没有特别科学的办法进行心理评估和兴趣选择。且对于职业的选择，还有更多重维度的选择。”

困境：专业易选  行业难入
　　从选中医学专业入校学习到成为一位好医生，路有多长？恐怕不仅是路程难以丈量，就连路径都难以言尽。
　　“适合做医生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但在如今的就业环境下，社会不能从机制上为人才提供公平的机会。”阿达来提告诉本报记者，一些社会因素使得一些真正有天分、有能力，“先天就是当医生的料”的人根本就进入不了医生队伍，“这些将限制医生队伍的成长。”
　　对此，张忠鲁亦有同感。谁能给真正的医学人才带来机遇？在他看来，现在医学院校的多数毕业生所具有的医学知识和素养都是具有可锻造性的，但谁来给他们机会，谁来挖掘他们的潜能，使其能够通向成才之路，这是一个较为复杂和难解的困惑。“现在不是缺少千里马的时代，而是一个缺少伯乐的时代。”
　　冯建威对此也十分赞同，他认为培养“大家”不仅要有天分和悟性，还要有机会，即要有进入这一领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良师的引导成才的机会。
诱惑：医学世俗化“扼杀”医才
　　据统计，近年医学院毕业生中有近40%改行从事其他工作。单保恩对此的看法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条件下，转行的意义是不同的。“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是因为他认为在当时，拯救麻木的国民精神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然而，现在很多医生要么不堪重压，要么贪图名利，而转入了和医生工作完全不相关的行业。”
　　“更令人感到沮丧的是，一些人原本选择从医是受物质的诱引，这是一种医学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的选择往往扼杀了从事医学并成为真正医学大家的可能性。”张忠鲁认为，一旦作为医生角色的回报无法满足其对于物质的需求，那么，这种“兴趣”和“爱好”就必然衰减，这样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转而从事其他高薪职业。虽说对于个人的选择我们都应该给予尊重，但对其倾注的医学教育投入来说，不能不说是种资源浪费，“这也是一种十分可惜而又普遍的现实。”

路径：“天分+努力”成就医学大家

　　黄峻教授在担任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时，每年面试博士生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认为医生这个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更应该具备的是什么？”这是一道主观题，没有固定的答案，而黄峻自己的答案是“对生命的珍视”。黄峻认为，医生的天性就是要有奉献精神。“医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因为他每天的工作是在拯救生命。虽然现在的医疗环境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只要医生对自己的职业是敬畏的，就可以克服一切问题。”
　　当我们纵观古今中外的医学大家时不难发现，他们垂于青史的名字之上最为闪光的并非他们所具备的天分有多高，而是因对生命的敬畏和珍重而进行的坚忍不拔的努力钻研。殷大奎就表示，有的医生智商高、天性好，但往往做不了好医生。“而真正能够成为好医生的往往需要有远大的志向，要有为人民健康出力的服务意识，要有爱心，要有奉献精神，要为了掌握技能而努力学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其次要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能。”
　　一些医学专家认为，一名好医生犹如一位艺术家，因为对于各种典型或不典型的临床症状，医生在技术的基础上，还需凭借经验甚至第六感来做判断。“技术可以教，而艺术就要凭个人悟性了。”

—— 编 后 ——
　　对于“天分”这个话题，有人可能会觉得太过虚无，但又有人明确指出天分对于医生职业的重要。专家们普遍认为：天分的重要性目前无从考量，但一个好的医生完全没有天分是不客观的。
　　令人欣喜的是，专家们还提出了可供参考的答案：天分很重要，但是后天不努力就无法成才；如果没有天分，而有兴趣或志向，通过后天的努力也可以成才；如果两者都有，那就是锦上添花。正如殷大奎所言，如果一个医生既有天分，又有后天的努力，那么他的成长速度可能会更快，可能也更容易成为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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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我非常相信 天分很重要，但是后天不努力就无法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