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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金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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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2 10: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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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汉柔情
——记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卢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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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孙伯寅 吕繁 张国民  日期:2008-07-29

“5.12”这个令华夏儿女痛心疾首的日子,8.0级的地震撕裂了大地,给我们的同胞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灾情就是命令,为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作为防疫战线上的精英,卢金星主动请缨奔赴抗震救灾防病一线。在灾区近30个日日夜夜,他不畏艰险,指挥若定,率先垂范,表现出“九三人”的精神风貌和道德风范,为灾后防疫工作作出了贡献。

一、临危受命,率队赶赴救灾一线

按照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统一部署,中国疾控中心第七批抗震救灾防疫应急队一行70人,于5月21日自北京出发赶往四川灾区,卢金星担任总领队。当晚飞机到达成都后,他立即与卫生部成都指挥中心取得联系,领命于22日率队奔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震灾区茂县。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此间余震不断、塌方时发,险象环生。作为总领队,卢金星以高度的责任感时刻照顾大家的安危,遇风险路段,他必先亲自探路。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他终于将全部人员安全带到目的地。

二、调度有方,完全转移防疫力量

队伍到达茂县后,卢金星根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将出发时的七个组分成14个工作小组,承担起14个乡镇的救灾防病工作。全体队员立即赶赴各自的工作阵地,进村入户,与当地干部群众互相配合,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现场防疫工作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接到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关于中心防疫力量调防的指令后,他根据国家CDC在汶、理、茂的人力资源分布情况,迅速作出人员调整方案,报经中心领导同意后,立即协调当地政府部门帮助安排交通工具,在交通资源非常匮乏的条件下,自己出资加油,并安排转移路上队伍的饮食。经过不懈努力,最后将70人的队伍进行合理调整并安全分派到茂县、都江堰、彭州、汶川等灾区。

他亲率20人于5月30日赶赴震中汶川县开展防疫工作。5月31日,他又协调交通工具将理县的10名工作人员安全接到汶川组成工作队。

三、定位准确,参与指导救灾防病

卢金星到达汶川当晚,马上参加了汶川县威绵片区抗震救灾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组协调会,被推荐担任指挥协调组副组长。根据在茂县的工作经验和教训,他在会上提出了“以当地卫生防疫机构为核心的救灾防病工作原则”将国家队30人融入到指挥协调组、城区防控组、乡镇防控组、信息组和技术保障组。

他又根据队伍的专业特长,在融入本地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了疫情信息小组、免疫规划小组(兼城区防控)、实验检验小组、媒介生物控制小组和乡镇工作小组。

在他有力的领导下,经过20几天的不解努力,各工作小组在出色完成当地工作任务的同时,发挥专业优势,在疫情报告和综合信息收集整理、甲肝疫苗强化免疫、媒介生物密度检测和控制、现场防疫、水、食品卫生理化检验等方面展开工作,帮助当地CDC初步恢复常规防疫工作秩序。同时,他还整合了解放军CDC、四川省CDC、阿坝州CDC和汶川县CDC等各方力量,以国家CDC应急检验车为主体,建立了“汶川县公共卫生应急检测实验室”。利用该实验室开展了城区和乡镇集中供水点的卫生学和理化指标的检测。对指导当地饮用水消毒发挥关键作用。制定了覆盖全部威绵片区130多个供水点的检测方案。还拟定了饮用水安全公告方案。该实验室承担了临床病原学检测和饮食卫生方面的检测任务。为便于实验数据统计,他与队员连续三天三夜开发出“汶川县公共卫生检测实验信息系统”,该系统利用计算机对样本进行编码,实验数据录入后可自动形成检验报告,并可根据时间、样本来源、检测项目任意调用和分析数据,为实验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上述工作,还同时带动了当地防疫人员技术人员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为灾区留下了一支不走的专业队伍。

四、柔情铁汉,细微之处方见真情

卢金星面对灾情不畏艰险、率先垂范、严谨果断的作风,体现了他铮铮铁汉刚强的一面。而当他面对灾区群众时,又在细微处体现他柔情细腻的另一面。

樱桃、苹果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当时正值樱桃收获季节,由于地震导致山体垮塌,汶、理、茂交通陷于瘫痪,大量樱桃无法外运。原来能在外地卖30元一斤的樱桃,现在当地仅能卖到2元钱一斤,丰产不丰收,令灾区群众雪上加霜。看到这种情形,他经常给队员们买樱桃吃。队员们说他买贵了,他却笑着说:“买老乡的樱桃就是在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如果经济允许就多给点钱。大家买樱桃吃既能获得维生素,保持身体健康,又能帮助老乡,何乐而不为。”

根据卫生部的统一部署,沟口小分队要转战汶川,卢金星亲自去接队员。返回途中,他得知有个老婆婆在地震中受伤,一直不见好,家人想带老人家到县城去看病。他二话没说,当即决定让老人及家人坐进本不宽敞的车内。在车上,他通过老婆婆的女儿了解到,老婆婆家的房子塌了,老婆婆就是被倒塌的房子砸伤的,家里还有儿童伤亡。看着这一家人艰难的情形,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卢金星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几百块钱交给老乡。朴实的老乡百般推脱,但他还是悄悄地把钱塞到了老乡的衣兜里。看到这一幕,搭车到茂县的另一位老乡眼睛湿润了,她感慨地说:“在地震灾区,感人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在汶川,当得知克枯乡帐篷小学的学生们缺少文具时,他跑遍了汶川县城,终于在一家小卖部里买下了所有的笔、本和篮球,并亲自送到孩子们的手中。看着孩子们快乐的表情,他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告诉队员们,帮助这些孩子,就是帮助灾区的明天,尤其在这个时候,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于他们更加重要。

卢金星经常说,他在阿坝挂过职,这里就是他的第二故乡,这里的父老乡亲就是他的亲人。今天,在灾区最需要的时候,他又带着中国疾控中心的将士们,来到了这片热土。他相信,亲情可以弥合大地,爱心必将抚去伤痛,有社会各界的热切帮助,灾区人民定会振奋精神,重建美好的家园。

(所属支社: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宣武区工委预防医科院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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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10:55 | 显示全部楼层
卢金星:从SARS灾难中学会尊重其他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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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老旧的故事:船长一向不喜欢大副,所以在大副仅有的一次酒醉时,在航海日志记下:“大副本日酒醉。”大副辩称以前从未酒醉,而且这个纪录会影响他的前程,所以恳求船长销去纪录,但是船长不肯。第二天由大副记载航海日志时,他记下:“船长本日清醒。”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古尔德教授说:“生命史也和这个航海故事类似,还有什么比拿琐碎小事当典型更能误导人呢?”他说,我们只是脊椎动物中小得可怜的支流,为什么要继续不断地把自己说成是一切多细胞生物的典范?他研究认为,从一开始,细菌就以压倒性多数占据了生命模式的优先地位,不论将来人类的智能将如何统治地球,细菌地位的改变,仍然令人无法想象。
    “微生物进入人体的出发点不是将人置于死地,而是寻求互益共生,这是所有微生物的追求目标。”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控制研究所副所长卢金星研究员认为,“世界上只有相对的致病微生物,没有绝对的病原微生物。”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已对来自北京和山西的1000多份SARS患者的不同标本进行了病原和抗体检测

    掩映在浓密的绿树丛中的独门小院,正中央为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这就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控制研究所的鼠疫、炭疽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建自于20世纪50年代,以朝鲜战争细菌战取证工作为开端的传染病控制研究所,在鼠疫、霍乱、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细菌性痢疾、沙门氏菌感染疾病、大肠杆菌O157:H7等疾病流行的控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2001年美国“9?11”恐怖事件后,该所有关专家还积极承担了我国有关炭疽杆菌的检测和鉴定任务。

    4月24日,国家科技部下达SARS攻关任务后,这个所迅捷将这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内鼠疫、炭疽标本送入菌库,并进行了彻底消毒、装备、调试。5月7日,SARS标本正式进入这个实验室。

    5月28日,记者来到远离城市、占地一千多亩的传染病控制所。天阴沉沉的,小小的雨滴击打在所内茂密的林木之上,眼力所至,可见的建筑物非常稀少。但是也许几年以后这里就大不一样了。据悉,为了全面提升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水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属所有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将在这里重建,第一期工程计划投资六个亿,整个蓝图全部完成需要三期工程。而SARS的传播流行,无疑将加快该工程的进度。

    穿过幽静的林间小道,就到了那座灰色小楼。楼的二层会议室,卢金星正在与我国著名致病性大肠杆菌研究专家徐建国所长商讨如何调度SARS病原研究工作。根据我国SARS防治工作的需要,按照科技部、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一部署,该所迅速调整工作重点,于4月25日组建了一支由技术骨干和研究生构成的SARS病原研究攻关队伍,夜以继日开展试验和现场研究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已对来自北京和山西的1000多份SARS患者的不同标本进行了病原和抗体检测,获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为指导临床救治和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作为主管业务的副所长,与所内专家所不同的是,卢金星研究员的专业方向是微生态学,即人体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这位年轻的专家曾潜心研究过微生物对人和动物的有益作用,参与发明了两个微生态制剂并亲自考察了其临床效果。他还因有过在国家机关及世界卫生组织学习工作的经历而拥有一种独特的睿智。按说,卢金星去年6月受卫生部委派往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扶贫,现在不应该在北京,但是SARS将他羁留。于是人手紧张的研究所为此多了一个智多星和工作狂,阿坝也没有因此而失去一个预防SARS的总指导的遥控。

    5月初,在中华预防医学会召开的医院感染与消毒专家座谈会上,身兼医院感染学会常务理事的卢金星因对SARS流行应引起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的发言而引人注目。

    现在,当SARS的疫情趋于平稳的时候,当社会开始反思应急措施、科学态度及公众素养问题的时候,我们面对面约定的采访主题理所当然指向了——人类该怎样从SARS灾难中学会尊重其他物种和理智生活?

    人体内共生的微生物在数量上是人体组成细胞数的10倍

    记者:SARS灾难的发生,现在是众说纷纭。您也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的观点:SARS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显示了您强烈的、辩证的、唯物的、环保的思考问题的特点。

    卢金星:我的研究方向是人的微观生态学。主要研究微生物与人的互益关系规律,所以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我对人在自然界暴露的霸气是不能苟同的。

    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人类也是一种生物,是地球生物链里的一员。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动物、植物,也有微生物,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成了地球上丰富多彩的生物圈。如果不是“人为”地破坏这个生物圈的平衡,地球上的万物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还记得发生在1998年的洪涝灾害,究其原因是人类对河流上游树木滥砍滥伐、围湖造田、开荒种地等行为造成的。这属于比较典型的宏观生态失调。所谓的宏观生态学,研究的是地球生物圈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的学科。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在人、动物和植物的体内还共生着更小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病毒、细菌等微生物。所以我们应该时刻意识到,在我们的周围和机体内都有其他生命体与我们共存。

    记者:那到底有多少微生物与人体共生呢?

    卢金星:一个健康成年人体内所带的微生物总重量是1.271公斤;数量上达到1014,就是100万亿个。这是什么概念呢?人的机体组成细胞总数是1013,即10万亿个。也就是说,人体内共生的微生物在数量上是人体组成细胞数的10倍。有这么多的微生物在我们体内,与我们共存,不是偶然的。而且既然要与我们共存,应该说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因为SARS病毒也在消化道中存在,所以也有些专家认为使用微生态制剂有助于SARS病人的康复。当然这还需要实践检验

    记者:在我们以往学到的知识中,微生物有“看不见的杀手”和“造福人类的小生命”的双重身份。

    卢金星:这是人类从自身角度看问题而得出的结论。从自然的角度分析,所有生物的存在、在什么地方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微生物在人体中存在,也有它的合理性。比如,在我们的消化道里就有1公斤左右的微生物。人体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它们同时也给人体带来诸多益处。比如,它们合成的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等消化酶,帮助人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合成的维生素为人体提供营养,如维生素K、B族维生素等;它们在消化道内的合理分布,构成生物屏障,阻断有害微生物的侵袭;代谢形成的乳酸、乙酸等产物,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在上皮黏膜生长,刺激肠道正常蠕动,激发机体免疫力等等。自然界中的动物也是如此,比如兔子有吃自己稀便的行为习惯,后来研究发现,它们是采取这种方式来补充维生素的。原来在下肠道合成的维生素没来得及吸收,它们是通过食粪的方式,来摄取在下肠道中由微生物合成的维生素。所以微生物与动物界有这种互生共益的作用。

    现在一些微生态制剂使用的双歧杆菌等细菌,是正常人体内本来就有的,因为种种因素破坏了平衡,体内这些有益细菌减少了,人就容易得病。这时使用微生态制剂补充有益菌类,可以调节平衡,起到预防和抵抗疾病的作用。因为SARS病毒也在消化道中存在,所以也有些专家认为使用微生态制剂有助于SARS病人的康复。当然这还需要实践检验。

    记者:所以我们要始终意识到自身的片面性。

    卢金星: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内部还有100万亿个小生命与我们共存,我们就能够时时对它们负责,呵护它们,尊重它们。反过来,它们也能尊重我们,呵护我们,对我们负责。所以我们对它们好就是对我们自己好。盲目吃药、生活不规律、环境恶劣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它们、侵犯它们,这样破坏了体内平衡,机体免疫力肯定降低。结合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1.传染源:带病毒的人或动物;2.传播途径:空气、分泌物、媒介(如蚊蝇);3.易感人群。我们分析,这三种要素结合在一起疾病才可能传开。而现时流行的为预防SARS而盲目吃药的行为现象,实际上就是在自我制造“易感人群”。所以,社会的盲目服药,其结果就是让人更加易感,可能恰恰适得其反。

    这位视野开阔的微生态学专家说:“人类只是地球生物圈大家庭中的一员,所有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我们只有尊重它们,不侵犯它们,与它们和平共处,它们才会尊重我们,不侵犯我们,与我们和平共处。这场SARS灾难就是一个教训。”

    世界上只有相对的致病微生物,本无绝对的病原微生物。有些微生物在野生动物身上,如果不动它,可能永远不会传给人类

    记者:现在很多人在反思人类的不良行为,认为SARS就是一个警告。

    卢金星:人类无限制的欲望膨胀才是祸害的根源。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掠夺性开发,使其他物种失去生存的空间,迫使它们到人类的生活圈中来。比如对原始森林的滥砍滥伐,逼迫野生动物不得不往别的地方转移,寻找新的平衡点和生存空间,所以也将动物体内所携带的微生物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到人间。这些微生物在动物体内也许是正常不致病的,当它们转移到人体内情况就变了。比如霍乱弧菌,在螃蟹体内就是正常的,当人吃螃蟹时将霍乱弧菌带入体内就会引起霍乱。O157大肠杆菌不但在非洲的波尔山羊身上分离出来,也发现有大约7%的家禽、家畜身上携带这种细菌,它们在这些动物体内并不发病。人如果吃了它们的肉,以及它们的排泄物浇灌的蔬菜,就可能发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只有相对的致病微生物,本无绝对的病原微生物。有些微生物在野生动物身上,如果不动它,可能永远不会传给人类。

    记者:这种动,是不是就是指滥“吃”?

    卢金星:大致为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破坏了它们的生存空间,把它们逼迫到人类的生活圈中间,另一种就是滥“吃”。尽管现在没有确认在哪一种野生动物身上真正查出SARS的来源,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吃带来的疾病。现时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行为,以吃野生动物显示身份,有钱摆谱。不但吃果子狸、吃猴脑,还吃活小耗子,美其名曰“三吱”。小耗子刚生出来像花生米那么大,筷子一夹,吱叫一声,甜面酱一蘸,吱叫一声,吃到嘴里,吱叫一声,所以叫“三吱”。这就是人干出来的事,能不得病吗?人类进化到自己已经没有毛了,可是还在干饮毛茹血的事,即使不得SARS,也会得别的病,这是必然规律。现在应该反思了,该吃的吃,不该吃的就不要吃。

    记者:如果说活吃是返祖和文明的倒退,就要得病,那家禽、家畜、海鲜也得吃,该怎么吃才科学?

    卢金星:这个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用火加热、做熟再吃。加热不但能杀死有害微生物,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动物蛋白加热后变性,人类更容易消化吸收。

    记者:日本人吃生鱼片没听说吃出什么问题。

    卢金星:这个还是要考虑到自然环境因素。特殊的环境造就特殊的饮食文化。日本有深海,深海生物污染不严重,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而我国的海产品有些产自浅海,污染比较严重,不能盲目仿效。我国有些边远地区牧民也吃生肉,原因也是自然环境因素。那些地方缺少蔬菜和水果,牧民只有吃生肉才能补充到维生素。我们还要注意到,牧区相对于城市,自然环境比较干净,时时刻刻与白云亲吻、和大地拥抱,祖辈相传,形成了特殊的体内微生态环境,免疫力比较强。城市则不然,现代文明越发达,人距离自然就越远,城市人群有自己的体内微生态环境,如果采取牧民的饮食方式肯定会出问题的。美国发生的O157大肠杆菌疾病,寻源后发现,是他们所吃的汉堡包中的牛肉加工不彻底,未能杀死其中污染的O157大肠杆菌所致。

    记者:人体内部的微生态环境是怎样形成的?

    卢金星:人刚刚生出的时候是一个无菌体。因为母亲的子宫内部是无菌的,胎盘就像一个过滤器把母亲血液里的有害物质统统过滤出去了。当婴儿呱呱落地,就真的是来到了“浊世”,各种微生物包围着他,妈妈身上的细菌也在通过各种开放系统传播给他。而就自然规律,出生一个星期以后,从无到有,他就开始相继接纳微生物,先是大肠杆菌,然后是乳酸杆菌,再后是双歧杆菌等,先来后到秩序井然,共生互益保持平衡,这就叫演替过程。这些微生物有的将伴随人度过一生,在正常情况下不但对人无害,相反它们还是人生长发育新陈代谢所不可缺少的。像前面所提到的消化道中的微生物所起的生理功能。在体内的微生态环境中,对人而言也存在着有害、有益和中间派三类微生物,这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它们对人体有益和有害也是相对的,有时可以相互转化。如大肠杆菌在肠道中对人无害,但当它们因种种原因转移到泌尿系统后可能会引起肾盂肾炎。

    记者:反过来再说SARS,是不是真的来自动物?

    卢金星:对于报道的关于SARS病毒来源于果子狸说法,我持保留态度,现在定论证据不足。冠状病毒并不是新发病毒,动物体内原来就存在,不但果子狸有,猴、蛇、貉、鸡、蝙蝠等动物身上也有,人体本身也存在。是否与SARS的流行株有关,尚需做细致的研究工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变异是微生物不断进化的客观自然规律,人类的行为则对变异的速度和疾病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疯牛病也许自古就有,但是从来没有引起大的危害,而牛的现代工厂化饲养、牛类制品的全球化贸易则让这种疾病的危害性达到极度。

    试想假如你是冠状病毒,进入宿主体内后,你追求的目标应是与宿主和平共处。若将宿主致死,你自己也将面临灭亡。生物都有其共性。我想SARS病毒也不例外

    记者:想一想SARS长期与中国人共存挺可怕的。今冬明春如果又来了,工作和学习岂不是又该无序了?

    卢金星:任何病毒都不会很快退出,这是自然规律。但是即使今后长期共存也不会越来越严重,病毒也在不断变异,以适应生存环境。微生物在生物界中占了压倒性的绝大多数,尽管其生命体的构成比人类简单得多,但是地球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们也很聪明,试想假如你是冠状病毒,进入宿主体内后,你追求的目标应是与宿主和平共处。若将宿主致死,你自己也将面临灭亡。生物都有其共性。我想SARS病毒也不例外。历史上有几次大的瘟疫,比如鼠疫和流感。当时流感流行的时候死了很多人,比现在的SARS要严重得多。现在流感依然存在,尽管有些个体得了以后症状还很严重,但对群体来说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了。所以对SARS可能发生的卷土重来,要以平常心对待。

    记者: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你认为SARS有哪些积极的意义?

    卢金星:任何一场灾难都将带来社会更高层次的进步。1998年洪涝灾害后,人们加深了对生态环境的认识。通过实施天保工程、封山造林、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湖还湿地等措施,我国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这是我在西部地区工作时亲眼所见。这次SARS的流行,我们交了很昂贵的学费,所以应该学会理智生活,学会尊重其他的生物,学会尊重自然,让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也做一个大调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我们的应变能力上了一课,认识到国家对提高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变能力和加大公共卫生投入的重要意义。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有相关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将网络的终端渗透到超级市场。他们甚至通过每天货物的流量来分析变化并快速反应。比如,他们从手纸和果汁的销量研究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如果几天内手纸和果汁销量突然大增,就推论可能有流感发生,从而能够很快启动流感预警系统。经过“9?11”事件的打击,促使美国突发事件预警系统更加健全。他们能够拿出50万美元给一位女性进行一种草与生物恐怖的相关性研究,可见对于突发事件的控制已经进入非常细化的阶段。SARS事件推动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SARS事件暴露出来的信息滞后造成的疫情不能及时汇总等等问题应该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后记

    卢金星从去年6月挂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任政府副秘书长,不但抓科技、抓教育、抓卫生,还要抓经济、抓农村工作。走遍了阿坝的州、县、乡、村,考察了长江、黄河的部分源头,亲眼目睹了滥砍滥伐给这片美丽土地带来的创痕(50年前这里可以“棒打狍子、瓢舀鱼”),感悟出该州作为长江、黄河绿色屏障的真正内涵。置身于西部高原的自然环境中,他工作着、思考着。对我国西部开发战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生态效益第一位,社会效益第二位,经济效益第三位。”强调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卢金星和记者曾玩味达尔文那本革命性巨著《物种起源》的结语。达尔文不以赞美人类智力的发展,来庆贺这场革命。相反地,他对于生命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表示敬畏:地球依照重力定理绕行太阳,从这么简单的起源,进化出无数最美丽、最奥妙的事物。这样的生命观,庄严、高贵而且壮阔。(郭小景)

     

    《北京青年报》2003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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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27 07:22 | 显示全部楼层

卢金星简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医院感染控制分会常务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安全与防护装备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安全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评审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府第七届特约监察员,九三北京市医药卫生委员会委员。
工作经历:
1983年—1993 年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从事微生态学基础研究和微生态制剂—“培菲康”的研制。参与完成药物临床前研究,组织完成期临床试验,完成新药申报工作,参与《制检规程》制订
1993年—1994年 卫生部科技司从事科研计划与管理期间参加了卫生部科研管理研修班
1994年—2001 年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科教处处长、副所长,兼任北京卫康开发公司经理、北京真露饮料有限公司董事

2001年— 兼任海斯药业有限公司董事和技术总监,指导完成了新药“贝飞达”的研制和生产,绘制了“贝飞达”GMP生产车间工艺图,起草了“贝飞达”生产、质量控制等系列管理文件
2002年—2003年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副秘书长
2002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
2004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期工程工艺专家组组长
研究领域:微生态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院内感染控制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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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研制新生物制品“培菲康”,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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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研制新生物制品“贝飞达”, 2000年取得生产文号并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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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完成了“十五”攻关课题“新发细菌性传染病快速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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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编写国标《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2004),获得华夏建设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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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编译《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ISO1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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