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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f Us 研究计划参与者的 SARS-CoV-2 抗体检测研究：
对 2020.1.2-3.18 期间获得血液样本的 24079 名研究参与者，采用 Abbott Architect SARS-CoV-2 IgG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和 EUROIMMUN SARS-CoV-2 ELISA 连续检测算法两种方法检测 SARS-CoV-2 免疫球蛋白 G(IgG) 抗体。
两种方法的敏感性分别是 100% (95%CI:96.6%-100%) 和 90.7%(83.5%-95.4%), 特异性分别为 99.5%(98.8%-99.8%) 和 99.7%(99.1%-99.9%)。
序列测试算法的净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0.7% (97/107,95%CI: 83.5%-95.4%) 和 100.0%(1000/1000,99.6%-100%)。
参与者中 9 人血清呈阳性，7 人在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之前出现。提示美国至少有 5 个州发现第一批确诊病例的几周前就已经有 SARS-CoV-2 感染。
编按：报出来的不一定是 0 号
医院员工中 mRNA-1273 SARS-CoV-2 疫苗注射部位不良反应发生率
2020.12.14-2021.1.8 期间接受 mRNA-1273 SARS-CoV-2 疫苗的 1275 名女性员工中，1.1% 出现良性、迟发性、瘙痒性注射部位皮疹（31-45 岁年龄组中为 2.0%），没有人报告严重的不良事件或有严重到需要就医的症状。接受 mRNA-1273 的 675 名男性或接受 BNT162b(辉瑞) 疫苗接种的 3612 名任何性别的员工均未报告不良反应。
编按：小编当年打完疫苗，注射部位反应还挺大
儿科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临床谱和预后不良的预测因素：
2017-2018 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住院儿童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 (SAB)552 例，发病率 4.4/10 万/年。其中土著儿童、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地区的儿童和新生儿发病比例较高。
约 1/3 的患者经历了以下综合因素：住院时间超 30 天 (26%)、重症监护病房住院 (20%)、复发 (4%) 或死亡 (3%)。
SAB 死亡率的预测因素包括早产 (aOR, 16.8; 95% CI,1.6-296.9)、多灶感染 (aOR, 22.6; 95% CI,1.4-498.5)、坏死性肺炎 (aOR, 38.9; 95% CI,1.7-1754.6)、多器官功能障碍 (aOR, 26.5; 95% CI,4.1-268.8)、经验性应用万古霉素 (aOR, 15.7; 95%CI,1.6-434.4)；传染病咨询 (aOR, 0.07; 95% CI,0.004-0.9) 具有保护作用。
经验性应用万古霉素与肾毒性相关 (OR, 3.1;95% CI,1.3-8.1)。
编按：虽然获得宣教的保护力度不高，但也是保护
血清转化对 SARS-CoV-2 再感染的风险：
瑞士日内瓦 2020 年 4-6 月（第一波新冠大流行之后）到 2021 年 1 月（第二波大流行结束）期间 8344 名参与者血清学状况调查，选择 498 名血清阳性参与者与 996 名血清阴性对照相匹配（1:2 匹配）。
平均随访 35.6±3.2 周后，498 名血清阳性参与者中有 7 名 (1.4%) SARS-CoV-2 检测阳性，其中 5 名 (1.0%) 为再感染；相似的随访期间 (平均 34.7±3.2 周) 内，血清阴性参与者的感染率更高 (15.5%, 154/996)，而血清阳性参与者的 SARS-CoV-2 再感染风险降低了 94% (95%CI: 86%-98%, P
编按：所以，如果让 SARS-CoV-2 感染后的医护人员去定点医院工作，会不会更适合
中国首批 80543 例 COVID-19 病例的死亡危险因素：
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中国报告 COVID-19 病例共 80543 例，病死率 (CFR) 为 5.64%。死亡危险因素为高龄 (≥80 岁: aOR,12.58; 95%CI, 6.78-23.33)、存在基础疾病 (1.33; 1.19-1.49)，病情严重程度 (严重:3.86; 3.15-4.73; 危重:11.34; 9.22-13.95)、「震中」地区 (湖北:2.64; 2.11-3.30; 武汉:6.35; 5.04-8.00)。
无基础疾病时，CFR 从 0.35% (30-39 岁) 上升到 18.21% (≥70 岁)。不论年龄，CFR 随着基础疾病数量的增多而升高（无基础疾:2.50%;1 种基础疾病:7.72%;2 种基础疾病:13.99%;≥3 种基础疾病:21.99%）。
无论在哪个地区，随着病情严重程度的增加，CFR 从 2.80%(轻度) 增加到 12.51%(重度) 和 48.60%(危重)。
与其他地区相比，无论病例的严重程度如何，武汉的病死率都要高得多 (轻度：武汉 3.83%，湖北 0.14%，其他地区 0.03%；中度：4.60%vs0.21% 和 0.06%；严重：15.92%vs5.84% 和 1.86%；危重：58.57%vs49.80% 和 18.39%)。
编按：了解一下
美国肾移植受者肺孢子菌肺炎暴发的遗传和流行病学分析：
2019.7-2020.5 肾移植受者 (KTR) 肺孢子菌肺炎 (PCP) 病例上升，19 例 KTR 患者移植后平均 79 个月诊断出 PCP，8 例 KTR 每月注射 belatacept（贝拉西普）。贝拉西普组的临床就诊次数更高 (中位数为 7.5vs0.3)。
9 例患者呼吸道标本的分子分型显示，每个患者合并感染多达 7 株肺孢子菌株。传播图显示存在多个人际传播集群。多因素分析和预测力评估结果显示，频繁就诊是 PCP 发生的最大危险因素，临床暴露增加可能促进了 KTR 之间医院内多组 PCP 的传播。注射贝拉西普是 PCP 的危险因素，可能是由于需要每月注射贝拉西普而增加了频繁的临床暴露。
编按：没事少来医院？？？？？
口服甲硝唑、万古霉素和非达霉素对艰难梭菌宿主脱落和环境污染的影响
口服非达霉素（-0.36 log10 CFUs/d; 95%CI: 0.52-0.19; PCFUs/d; 95%CI: 0.34-0.01; P = 0.05）治疗患者的艰难梭菌脱落（Shedding）下降速度比甲硝唑更快（-0.01 log10 CFUs/d; 95%CI: 0.10-0.08）。
口服万古霉素 (6.3%, 95%CI: 4.7-8.3) 和非达霉素 (13.1%, 95%CI: 10.7-15.9) 治疗患者的艰难梭菌环境污染率均低于甲硝唑 (21.4%, 18.0-25.2)。通过对受试者随时间变化的特定建模，非达霉素 (aOR: 0.83, 95% CI: 0.70-.99, P = 0.04）对环境污染下降速度比万古霉素或甲硝唑更快。
编按：与甲硝唑相比，非达霉素和万古霉素可以减少艰难梭菌脱落和医院环境污染。
中国结核的新型 ESAT6-CFP10 皮肤试验的效果：
共有 777 名健康受试者和 96 名结核病患者接受 1.0μg/0.1 mL 或 0.5μg/0.1 mL 的 ESAT6-CFP10（EC）皮肤试验。在 24-72 小时内，1.0μg/0.1 mL 的 EC 皮肤试验曲线下面积为 0.95(95%CI，0.91-0.97)。与 T-SPOT.TB 试验相比，EC 皮肤试验的敏感性 (87.5,95%CI,77.8-97.2vs
86.5, 95%CI, 79.5-93.4) 和特异性 (98.9, 95%CI, 96.0-99.9 vs 96.1, 95%CI, 93.5-97.8) 相似。在卡介苗接种者中，EC 皮试与 T-SPOT.TB 试验具有高度一致性 (96.3, 95%CI, 92.0-100.0)。未观察到与 EC 皮试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EC 皮肤试验在 1.0 μg / 0.1 mL 的剂量下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高诊断准确性），与 T-SPOT.TB 试验相当。
编按：EC 皮肤试验的诊断准确性不受卡介苗接种的影响，在普遍接种卡介苗的低收入国家用来诊断结核感染也许是一个可行的新选择。
COVID-19 病例的连续隔离和隔离延迟：
对 2020.1.1-2020.10.22 期间 COVID-19 病例隔离的 2 个流行病学参数：连续隔离和延迟隔离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共纳入 56 项 COVID-19 连续隔离的研究，18 项隔离延误研究。
连续隔离估计值从 1.0 天到 9.9 天不等，病例隔离延迟从 1.0 天到 12.5 天不等，这与空间、方法和时间因素有关。
中国大陆地区平均连续隔离为疫情高峰前 6.2 d(范围 5.1～7.8)，疫情高峰后 4.9 d(范围 1.9～6.5)。同样，疫情高峰前后，平均隔离延迟时间分别为 6.0 天 (2.9～12.5 天) 和 2.4 天 (2.0～2.7 天)。
编按：想隔但隔的慢？
肺鼠疫暴发期间耐药耶尔森菌的传播
2013 年 2 月马达加斯加法拉西霍县发生链霉素耐药的鼠疫耶尔森菌暴发， 22 例感染病例，包括 3 例未经治疗的死亡病例；其他 19 例患者参加了死亡病例的葬礼（与传统葬礼习俗有关），并在联合抗菌治疗（肌内注射链霉素，然后口服复方新诺明）后完全康复。
这次疫情中传播的鼠疫耶尔森菌菌株对链霉素具有耐药性，是由于 30S 核糖体蛋白 S12 (rpsL) 基因的自发点突变造成的，这种突变导致 2 株不相关的鼠疫杆菌对链霉素产生耐药性，其中一株是从 1987 年马达加斯加不同地区的肺鼠疫（PP）病例中分离出来的，另一株是从 1996 年中国 PP 病例中分离出来的，这种突变至少独立发生了 3 次。
编按：我们这里很少见的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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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7 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