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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设备的研究进展:医护人员对 CleanSpace® HALOTM 的实践经验:
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卫生系统使用四种呼吸防护设备(外科口罩、N95 口罩、动力空气净化呼吸器(PAPR)及 CleanSpace® HALOTM)实践经验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对比新型呼吸防护设备( CleanSpace® HALOTM)与现有口罩和呼吸器的使用体验,确定优缺点。
研究人员调查了不同呼吸防护设备使用的沟通便利性、舒适度、易于使用性、提供临床操作的能力、有效性、使用的动机和障碍。
共纳入 93 名受访者,CleanSpace® HALOTM 在安全性(92%)、舒适性(40%)、易于穿脱(53%)方面的评分很高,对患者临床操作的干扰(8%)较小,但在与患者有效沟通方面仍然是一个困难(22%),不完整的面部保护也是 CleanSpace® HALOTM 一个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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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使用不同呼吸防护设备的医护人员:(A)外科口罩,(B)N95口罩,(C)电动空气净化呼吸器,(D)CleanSpace®HALO™
编按:新型呼吸防护设备比现有的 PAPR 具有优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重症监护病房的抗菌药物使用成本: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对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伊本 · 罗赫德大学医院 ICU 住院的所有患者进行的回顾性观察研究,评估重症监护病房(ICU)抗菌药物消耗情况和成本。
2018 年 ICU 的抗菌药物消耗为每 1000 床日 1410.21 限定日剂量 (DDD),其中 β-内酰胺类消耗最多(每 1000 床日 768.95 DDD);社区获得性感染导致的年抗菌药物消耗为 1340.82 DDD,而医院感染为 2483.69 DDD;多重耐药感染导致年消耗 737.5 DDD。
处方抗菌药物的总体成本为 118,224.32 美元,β-内酰胺类药物(38%)和氟喹诺酮类药物(21%)的消耗合计占总成本的 60%;用于治疗医院感染的抗菌药物费用为 57,544.11 美元,而用于治疗社区获得性感染的费用为 60,859.41 美元;用于治疗多重耐药感染的抗菌药物费用达到 47,744.14 美元(40.3%)。
编按:医院感染的抗菌药物消耗量高于社区感染,但花费的费用略底
术前用抗菌肥皂淋浴预防手术部位感染的经济评价:
基于国家医院感染监测网数据库建立决策树模型并应用 2019 年法国大学医院手术患者数据,评价两组不同手术类型和污染程度手术患者在预防手术部位感染(SSI)及潜在节省费用的作用(第 1 组:手术前接受抗菌肥皂 (AS) 淋浴的患者;第 2 组:手术前接受普通肥皂淋浴的患者)。
结果显示相对于普通肥皂沐浴组,AS 淋浴减少了 209 次 SSI,每年可节省 €632,210。骨科、妇产科和消化外科手术每年可分别节省 €26,537、€20,520 和 €14,377。
对于清洁手术,AS 对骨科、妇产科和泌尿外科手术具有显着优势,每年可分别节省 €26,507、€19,236 和 €12,930。
在污染手术中,节省最显着的是神经外科、骨科和消化外科手术(每年分别可节省 €246,277、€65,349 和 €38,695)。
编按:手术前使用 AS 淋浴具有降低感染与潜在节省费用的作用
与医疗保健相关的 COVID-19 疫情队列研究:
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期间在台湾地区发生的与医疗保健相关的 COVID-19 疫情的调查数据。将暴发相关的确诊病例分为医务人员、患者、陪护感染病例,并比较确诊病例的特征。
调查期间台湾 495 家医院中有 26 家报告了 54 起与医疗保健相关的 COVID-19 疫情,共包括 512 例确诊病例。每次暴发发生的感染病例中位数为 6 例 [四分位数范围 (IQR)2~12],暴发持续时间中位数为 12 天 (IQR 4.3~17.0)。所有确诊病例中分别只有 5.7% 和 0.2% 部分接种和完全接种疫苗。
大多数疫情(90%,48/54)发生在 2021 年 5 月和 6 月。医务人员、患者、陪护感染病例分别占总病例的 19.5%、41.2% 和 39.3%。患者感染病例年龄明显较大 (中位年龄 72 岁,IQR 61~83),30 天全因死亡率(37.4%)高于医务人员 (中位年龄 41 岁,IQR 28~58, 0%) 和陪护感染病例 (中位年龄 52 岁;IQR 42~62, 1%)。
编按:面对院内暴发的态度值得我们思考
麻醉患者气管插管和拔管过程中产生气溶胶的定量评估
在英国一家医院超洁净手术室环境中进行的前瞻性环境监测研究,以测定接受手术的患者在插管和拔管过程中的气溶胶浓度。使用光学粒度仪(测量直径 0.3~10um)在患者口腔上方 20 cm 处对气溶胶进行采样。在麻醉诱导前进行基线气溶胶采样(包括背景值测量、60s 潮式呼吸和 3 次自主咳嗽),对四个阶段进行上气道抽吸 (至少 10s):插管前、插管后、拔管前和拔管后。
结果显示在潮式呼吸期间靠近患者口腔采样时,检测到气溶胶中位数 65 [四分位距 (IQR) 39~259] 颗粒/L 高于背景值 [中位数 4.8 (IQR 1~7) 颗粒/L,P<0.0001] ,与呼吸相比,上气道抽吸的平均气溶胶浓度要低得多 [中位数 6.0 (IQR 0~12) 颗粒/L,P = 0.0007],并且与背景值无法区分 (P>0.99)。
抽吸期间记录的气溶胶峰值浓度 [中位数 45 (IQR 30~75) 颗粒/L] 远低于自主咳嗽 [中位数 1520 (IQR 600~4363) 颗粒/L,P<0.0001] 和潮式呼吸 [中位数 540 (IQR 300~1826) 颗粒/L,P<0.0001] 峰值浓度。
编按:气管插管和拔管过程中上气道抽吸产生气溶胶的水平较低,可能跟麻醉状态有关联
全基因组测序调查产碳青霉烯酶的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的传播:
本研究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一家拥有 1751 张床位的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医院进行。产生碳青霉烯酶的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P-CRE)指示患者定义为住院期间 CP-CRE 检测阳性者;对与 CP-CRE 指示患者在同一房间内至少停留 1 天的暴露患者进行直肠拭子筛查。
在发现第二例病例的情况下,对暴露的医护人员进行筛查。通过 PCR 确认 CP-CRE,并鉴定碳青霉烯酶类型。全基因组测序用于比较指示患者和暴露患者的分离株。
在研究期间,确定了 47 名指示患者,他们与 152 名同房间的患者和 54 名医护人员有过接触。没有一名医护人员感染 CRE。在 152 名暴露患者中,4 名患者的碳青霉烯酶类型与其指示患者相同,均为 KPC 酶。全基因组测序显示,这四对患者中有三对显示出指示患者和暴露患者之间的基因型一致性。暴露患者 CP-CRE 的传播率为 2.0%(3/152)。
编按:只针对同室患者进行了筛查,病区其他房间患者以及陪护是否也可能发生了传播?
ICU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减少使用广谱抗菌药物未对死亡率产生不利影响:
前瞻性比较了英国一教学医院 ICU 在两波新冠大流行期间的细菌合并感染/继发感染患者治疗与预后。
收集了 11 个月内被诊断为 COVID-19 患者的人口统计学、每日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临床预后和微生物培养结果的数据。
在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2020 年 9 月 2 日(第 1 波)和 2020 年 9 月 3 日至 2021 年 2 月 1 日(第 2 波)期间,分别有 156 名和 235 名 COVID-19 感染患者,两波疫情的死亡率或阳性血培养率没有显著差异。第 2 波疫情中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患者比例(93.0% vs 81.7%;P < 0.01)和美罗培南使用时间 [中位数(四分位距):5 (2~7) vs3 (2~5) 天;P = 0.01] 低于第 1 波。
然而,呼吸道(4/156 vs 21/235;P < 0.01)和血(3/156 vs 20/235;P < 0.01)标本分离出的铜绿假单胞菌患者数量在第 2 波增加,可能与当时铜绿假单胞菌暴发有关,在分离的其他病原体方面,两波疫情无显着差异。
编按:合理用药
核酸阳性医护人员重返工作岗位后传播 SARS-CoV-2 的风险:
2020 年 5 月至 9 月,招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 SARS-CoV-2 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RT-PCR)阳性的未接种疫苗医护人员 (在症状缓解 24 小时后重返工作岗位),并在核酸检测阳性后的第 2、7、14 和 21 天收集相关数据。医务人员重返工作岗位后,收集鼻咽、口咽拭子和血清标本,并在第 4、8、12 和 16 周复查血清样本以确定抗体随时间的动态变化。通过系统发育分析以调查返岗后核酸阳性医护人员可否造成新的感染传播。
61 名患有轻度/中度 COVID-19 的医护人员在中位时间 13 天重返工作岗位后进行了核酸检测,其中 30 名 (49.1%) 阳性,中位周期阈值 (Ct) 值为 29.2 (IQR 26.9~29.9),所有医护人员都产生了 SARS-CoV-2 的抗体。核酸阳性和阴性医护人员的症状和抗体水平无显着差异。系统发育和流行病学分析并未表明重返工作岗位后的核酸阳性医务人员能够传播感染。
编按:由于工作需要,工作中的医护人员经常核酸仍是阳性的,该项研究证明了没有发现由于医护人员造成的后续院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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