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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将由中国政府协助,在中国召开一次甲型流感防控协调会议,以此推进全球流感防控框架步调协同。
与陈冯富珍在大会期间对甲型流感防控的审慎表述不同,部分国家卫生防疫、城市行政高层也就疫情严重性“大唱反调”。现实是:乐观估计与防控升级同在,意在协同各国防疫步调的全球流感防控框架似乎正分崩离析。
编号WHA62.10,共350字。这是为期5天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WHA)针对甲型H1N1流感的唯一“成果性”文件。但在这份旨在全球协同防控的文件上,并没有表述任何新的具体措施,取而代之的是“重申需要”,“促进实施”,“推进谈判”等务虚性字眼。
世卫组织当家人,总干事陈冯富珍无奈发表声明称,将极力推动“多边协调机制与成员国间合作最大化。”
与此同时,世卫大会闭幕一周来,各国在具体防疫政策上仍各自为阵。作为新流感爆发确诊人数较多的两个国家,日本和美国防疫措施就明显分化。
日本前松后紧,在发现大规模疫情后被迫关闭学校,美国因为有8500万份达菲和1亿疫苗生产能力,甚至放弃了病例的单个上报。
1 多国演义:防疫举措日渐分化
“不能因为当前死亡率较低,绝大多数病例症状较轻而放松警惕,情况随时可能突变。”
各国在防控举措上,经历了许多变化。5月22日之前,因为疫情扑朔迷离,世卫几经斟酌将警告级别上升至5级,各国也比较重视输入性病例的监控。5月22日后,中国、美国、日本、墨西哥四国的卫生部长经历了迥异的一周,释放出各自不同的疫情防控信号。
世卫组织在26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更改警戒级别定义标准的动议将由世卫组织、联合国会同公共卫生专家与科学家在几周内商讨决定。现有5级状态暂时不变,即全球流行“极可能”到来。
最终公布的会议纪要第23条写道:“不能因为当前死亡率较低,绝大多数病例症状较轻而放松警惕,情况随时可能突变。”
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参会之后要求扩大全国流感监测网络,印发并执行《全国自然灾害卫生应急预案(试行)》,此前,卫生部已针对甲型H1N1发布多个预案。
从中国香港发现第一病例至今,中国卫生部的防控措施一直按照上述预案执行,“现在辛苦的是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和检验检疫部门,但现在挡住一例,后面就会少千例,万例。”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告诉本报记者。
与中国相似,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输入性病例渐增的国家也都不断升级严密举措,出台有关管理方案,已出现区域性蔓延的3个国家则“统一”在世卫大会后采取缓和举措。
美国的防控措施在各地颇有不同。因为病例实在太多,美国已基本放弃对每一例病例的单独上报,“有可能美国意识到现在确诊的病例只是冰山一脚,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监测更加可行,逐一上报确诊,已经让美国无法负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告诉本报记者。
公共卫生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估量因为关闭学校、工厂、公共场合,以及社会资源集中防疫而造成的损失,金融危机加大了这一估量的成本。
几经踌躇,5月25日,纽约市20所公立学校复课,其中包括首例死亡病例维纳所在的学校“IntermediateSchool238”。
尽管许多家长、教师、社团领袖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停课措施,但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仍表示,停课措施对于阻止流感扩散没有任何作用,无法阻止学生聚集,“就算他们不去学校,也会去购物中心或公园”。
美国防控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常规监测和疫苗制造,这也与美国发达的监测体系和疫苗生产能力有关。5月23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KathleenSebelius宣布100亿美元的疫苗生产研发专款,这成为美国公众的“镇静剂”。
随着首株候选疫苗5月25日运抵美国CDC实验室,疫苗制造似乎指日可待。其中已签订的意向达66亿元,涉及NovartisAG,SanofiAventis,
GSK等业界巨头。KathleenSebelius又联合两家广告公司,在美国媒体大肆宣传甲型流感防疫。
亚洲“二次传播”病例最多的日本,则在“将防控重点从输入性病例转入本地扩散防控”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举措。背后是流感是否会成为金融危机后压垮日本经济最后一根稻草的担忧。日本由是极力反对世卫将警告级别上升至最高6级。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YoichiMasuzoe在回国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中的解释是,新型流感传播性很强,但大多数患者都并未出现严重症状,抗流感药物效果明显。
日本已决定停止对墨西哥、北美地区的航班进行例行登机检查,除非有乘客病状明显。即便如此,临近染病患者的乘客也无需接受隔离。
鉴于甲型流感人数增速减缓,大阪、神户的学校也在5月25日复课,企业运营也重归正常。“我们必须平衡防控需求与人们生活便利的关系。”YoichiMasuzoe说。
2 漩涡墨西哥逐渐风平
“零号病例”墨西哥男孩EdgarHernandez有望成为提振墨西哥旅游的“形象大使”。对他的“特殊待遇”包括在家乡拥有刻画自己的雕塑。
甲型H1N1始于墨西哥,但漩涡在这里逐渐风平。
墨西哥的病例增速降低了96%,政府已将注意力转移到提振经济上,21亿美元的医疗加产业刺激投入计划已经酝酿成形。
受甲型流感影响,墨西哥旅游业陷入困境。旅游产业的直接收入占GDP8%,并提供200万个工作机会。如何在夏日旺季前有所提升,减少损失成为墨西哥政府头疼的问题。
“零号病例”墨西哥男孩EdgarHernandez有望成为提振墨西哥旅游的“形象大使”。
对他的“特殊待遇”包括在家乡LaGloria镇拥有刻画自己的雕塑。LaGloria镇所属韦腊克鲁斯州官员FidelHerrera表示,EdgarHernandez仅仅在家卧床静养了几天便痊愈,作为重新促进墨西哥旅游的“形象大使”十分合适。
另一个“最近有点窘”的人是墨西哥卫生部部长JoseCordova。
他在日内瓦参会期间不得不做了回“旅游部长”,对媒体表示“旅游胜地墨西哥是安全的,我们在进行严密监控,游客可以放心前来”,为此墨卫生部门已将警戒级别调至正常状态。
对于流感未来的走向,会中首先发言的世卫助理总干事KeijiFukuda抛出三大问题:“输入性病毒会否在各国生根发芽”；“病毒会否发生变异”；“南半球会否突然严重蔓延”。
随后发言的墨西哥卫生部长JohnCórdova则表示:“H1N1病毒传染力已经下降,现有严重与死亡病例主要因患者本身有心血管、哮喘病、糖尿病或被误诊所致。”
3 疫情发展趋势成谜
当过多的媒体关注与政治家参与吸引了公众目光后,(甲型)流感的疫情已经被过度渲染了。
对疫情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判断成为各国防控措施进一步分化的原因。
“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病毒,我们有许多线索,但没有结论”,陈冯富珍呼吁各国做好甲型流感形势恶化的准备,特别要警惕的是H1N1病毒与季节性流感病毒以“不可预料的方式”相互作用。即便在世卫内部,关于疫情如何发展也难以统一口径。5月18日,世卫的后院起了“第一把火”。
当天,高层磋商会议上,代表世卫突发事件委员会做报告的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教授JohnMackenzie公开表达了与陈的不同看法。
“当过多的媒体关注与政治家参与吸引了公众目光后,(甲型)流感的疫情已经被过度渲染了。”
John倾向于有流感症状的患者,在家中休息两三天,观察病情是否加重,并自服一些抗病毒类药物,“虽然这是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流感,但是现有病例中绝大多数人的症状都比较轻,严重案例与病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较大关系。”
更多世卫专家则支持了陈冯富珍。5月初,世卫组织专家组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刊载了对H1N1病毒潜在传播能力的先期研究得出的预测性报告。根据推算,5月以前病毒已在墨西哥经过了14到73代人际传播,就此而言,其传播能力明显高于季节性流感,与对过去大型流感的较低估计值相仿。
该项研究通过对甲型流感现有传播数据的建模,对1918年、1957年大流感进行了对比研究,并结合基因分析和流行病学分析得出结论。
现在的状况下,由于对病毒严重程度的预估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倾向于采取果断的措施。甲型流感是否与季节性流感相互影响也未可知。包括H1N1在内的流行性病毒在未来的传播力、抗原性、毒性和抗体的演变都很难由已知事实进行预测。
4 世卫面临艰难抉择
本报记者获悉,2009年7月,将由中国政府协助,在中国召开一次甲型流感防控协调会议,对全球流感防控框架推进。
关于防控框架的进一步谈判结果,还需等待2010年1月,在世卫第126届执委会会议的报告。
本报记者获悉,今年7月,将由中国政府协助,在中国召开一次甲型流感防控协调会议,以此推进全球流感防控框架步调协同。
但遭遇突发性危机时,现有的全球流感防控框架短板昭然可见。
全球流感防控框架是世卫组织自2007年“禽流感”突发后通过各成员国政府间多轮谈判、协调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决议。
今年世卫大会上提交给各国代表讨论的相关文件成稿于今年1月19日,编号为A62/5Add.1。文件仍然以针对禽流感H5N1病毒的防控商讨的一系列框架条款为蓝本,其中对于知识产权与标准生物材料转让等“技术性衔接”已基本协商一致。
但命名为《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文件却并未在各国公共卫生政策措施协调一致有具体表述。
今年大会后也尚未有更新的文件出炉。根据世卫组织现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版,起执行于2007年)的规定,防控警戒级别是统一各国行为的主要标杆。
在5-6级间的指导性方案中,针对受影响国家的社会一级措施应“实行减少社交接触措施,如暂时停课调整工作模式；建议减少旅行和缓解拥挤的公交运输系统；评估和决定是否应取消、限制或更改群众集会”。6级指导性方案对相关措施的措辞则更为绝对化,因此受输入性病例影响的国家在62届大会前多希望世卫将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而本地传播的国家则担忧经济受损。
“6级警戒代表有很明确的全球扩散迹象,会有许多相应的隔离举措,如果不当会引发相当程度的恐慌、批评。”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及环境安全代理助理秘书长福田敬二(KeijiFukuda)5月26日发表讲话表示,各会员国对各自的公共卫生政策选择确实如其所需,世卫将表示支持,“各国具体的防控机制与公众意识比级别怎样定义重要得多”。
在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生产分配上,世卫组织也需要平衡各方利益,世卫大会期间陈冯富珍与潘基文会见疫苗制造商只是第一步。
陈冯富珍已向低收入会员国承诺,将先期从世卫紧急库存中的抗病毒药物提供给72个欠发达国家,并将加快急需药物的供应水平。
在经济危机下寻找足够多的捐赠者,确保获得足够的会费,让欠发达国家在疫情扩散前获得足够的医疗资源,是更为复杂的问题。
即便疫苗制造顺利,如何储备,何处储备也将在各国间博弈。禽流感疫苗的储备计划直到今年2月,才由盖茨基金会与世卫合作做出了相关储备规划方案,具体储备地点未定。
世卫就此特别提出需要找到政府、组织间“多元的合作途径”。最关键的问题是,世卫如何在现行机制下促进各会员国沟通,厘清权责,避免相互卸责。指责多于合作的情况必须改变。
一切尚待考验,正如特别会议纪要所言:“现在的流感疫情,唯一可以确定的便是一切都不确定。”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邓丽 衣鹏)
网络编辑：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发布日期：2009-0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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