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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延误手足口病最佳控制时期 基层防疫遇尴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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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延误手足口病最佳控制时期 基层防疫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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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9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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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 民权县花园乡赵楼村村口,出院回家的两岁女童秦子淇向村医楚翠起伸出左手,手掌根部五六颗粉红色的小泡已经变成淡黄色的斑点,这是手足口病给她留下的“纪念”。这天是3月31日。
10天前,楚翠起将这个“手掌起泡”的孩子送到乡医院。秦子淇的诊治过程与目前民权县其他手足口病患儿无异——及时发现、立刻送上级医院确诊、网络直报、严密观察、全力治疗。
3月18日,民权县因被媒体曝光瞒报手足口病而成为全国的焦点,民权县随即全县紧急动员,处置一批官员,并加强了手足口病的排查治疗工作。 “现在全县的手足口病防治、通报工作已经非常规范。”县卫生防疫站书记李正云说,“民权县手足口病防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期。”
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像秦子淇这么幸运,可以第一时间发现病情并确诊,随后开展有效的治疗。3月24日被媒体曝光的10名“疑似死于手足口病”患儿,只有一例死因被确认为手足口病,其余9个患儿的死因至今未得到官方任何说法。
手足口病大规模的爆发,以及这些死因不明的孩子,暴露了民权县基层防疫体系的薄弱,以及当地政府应对突发传染病的缺乏经验。
在全县紧急动员10余天后,民权疫情有所缓解,但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
延误 “最佳控制时期”
民权县2009年第一例手足口病,是县人民医院于
1月5日确诊
的。患儿病情轻微,很快治愈出院了。这是医院查病历时发现的,这一病例当时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手足口病是种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这种病自去年5月在阜阳大爆发后才被列入丙类传染病,需要24小时内上报。
民权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天义坦言,医院大部分医生此前并不了解这种疾病,只是因为民权邻近阜阳,去年遇到三五个病例,才大概知道有这么一种病,“谁料到今年会这么严重。”
疫情一直由县疾控中心统计,中心并未将疫情报告县政府,直到2月22日,商丘市疾控中心派人检查,说上报了77起病例,已经很严重了,县政府这才介入,启动疫情紧急预案。
“太晚了。” 李正云说,“疾病已经从小范围蔓延开来,再控制已经不容易了。
最初的1、2月份是手足口病最佳控制时期。”
接下来的一个月间,民权县卫生防疫指挥小组部署了一系列工作,主要是培训村医识别这种疾病,督促他们挨家挨户排查幼儿,并向民众宣传防治知识。
民权县所辖18乡镇的525个行政村,大部分村医都从2月下旬开始排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村医需要陪护患儿到乡医院,并向乡防保站汇报。
这些措施本应遏制疫情的恶化,但李正云说,早期的培训多是“理论上”的指导,相当一部分村医仍无法识别手足口病。这意味着,很多儿童的病情无法及时发现并隔离,从而扩大了传染面。
居家隔离观察,是防止手足口病扩散的重要手段。
县、乡医院对手足口病的诊治不规范和漏报也导致了疫情的恶化
。3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调查新闻曝光民权县人民医院通过病历造假的方式,隐瞒手足口病实际发病人数后,卫生部派出工作组赶往民权县调查。
3月19日,卫生部对外公布初步调查结果:2009年1月1日至3月18日,该县共报告手足口病患儿220例,数量为河南省第一位。
3月27日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主任邓海华明确表示,民权县在手足口病防治工作中存在问题,例如县人民医院管理混乱,诊治不规范;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不细、不深入,以致一些县乡级医生没有能够掌握手足口病的诊疗标准;要求病例上报需要三个专家,也不符合手足口病诊疗的实际情况。
在卫生部列出的这些问题中,“要求病例上报需要三个专家”是河南省卫生系统的规定,即必须三名副主任医师确诊才算手足口病,才能上报疫情。
李正云说,这个规定的出台,是因为河南省对传染病上报的程序要求很严,上报要
保证准确
;另一方面,
要确保“不能多报”。
但这条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执行。李正云介绍说,民权县只有十几位副主任医师,多集中在县医院,而且大部分不是儿科和传染科专家,一般的乡卫生院有一位副主任医师就了不起了。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王子军说,手足口病
并非疑难杂症
,根据《手足口病防治指南》,一名有
医师职业资质的医生,即可临床诊断多数的病例
。
今年的手足口病多由EV71病毒引起,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凶险程度是最厉害的。从全国已经确诊的有实验室结果的病例来看,EV71占了75%,其中民权EV71占了97%。对于感染这种病毒的重症手足口病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只有三天左右,而最佳抢救时间为前两天。
3月21日,河南省卫生系统内部明电,修改了这一规定:在临床表现明显,症状能够明确的情况下,只需一位
执业医师即可确诊手足口病,并且上报疫情
。
截止3月22日,全县共报告手足口病310例,其中重症12例,死亡1例。
基层防疫人员的尴尬
3月21日早晨,在例行的排查中,村医楚翠起发现女童秦子淇手上长了两三颗淡红色的小泡,“前一天排查还没有呢。 ”他急忙催促孩子的奶奶赵书真骑三轮车送孩子去乡卫生院,他自己则跟在车后,步行到乡卫生院,“一路都在想,坏了,像是得这个手足口了。”
排查和护送疑似病例去乡卫生院,是楚翠起身为村防保(防疫保健)员的职责之一。大的行政村一般有多个村医,由其中一名担任防保员。赵楼村是小村,只有千余人,楚翠起义不容辞地成为了该村的防保员。
每天早晨8点,楚翠起就要对赵楼村里有5岁以下小孩的家庭进行排查,排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检查孩子的手脚是否“长泡”,体温是否升高。下午两点,他都要向乡防疫站汇报排查情况。
但这不是一项省力的工作,村里有64户人家需要排查,早晨8点总有一些人家没起床,敲不开门,楚翠起只好中午时把漏掉的补上,前后加起来总要3个多小时。
这项工作是从2月24日开始的,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偶尔也有人嫌烦,问政府给了我多少钱,我这么卖力,我哪有一分钱拿啊!”楚翠起有些无奈。
防保员是基层疾控系统的末梢,他们遍及各个行政村,肩负着接种疫苗、宣传防疫知识、消毒杀毒以及发现和收集疫情信息的责任。乡村各种疫情的变化,他们往往最先得知。
担任防保员的报酬是可以从接种各类传染病疫苗中获取一部分收入,但这笔收入非常有限。按照卫生部规定,接种一类疫苗全部免费。因此楚翠起只能收取手续费,民权县的规定是每个儿童每年15元,“这还包括针管消毒和卫生棉球的费用。”
往年,楚翠起打二类疫苗有一些提成,但目前,二类疫苗也逐渐免费,比如流感疫苗,去年收费25元,今年已经禁止再收费。村民接种积极性提高,他的收入反而降低。
作为疾病防疫的主要执行人,楚翠起平时打打防疫针没什么问题,但如今疫情大规模来临,他每天要把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花在排查病人和宣传防疫知识上,他自己一直咬牙坚持这项“亏本生意”,但他不知道别的村医是否也能如此尽职尽责。
防保员平时搞卫生宣传活动很难得到村里的人力、物力支持,因为他们的另一重身份是村医,村卫生室已经承包给他们,成为私人诊所,村里没理由拿公家的钱补贴私人。
王庄寨乡李东村卫生室村医李士国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去年一年,李士国卫生室的收入不到4000元。如今一半的精力都花在村里的防疫工作上,他坦言“积极性不高”。按照他目前承担的村里的疾控工作,他觉得要想长期坚持,“除非政府能给按月发放固定工资”。
3月21日10点过,赵书真才骑到花园乡卫生院。这段平时只需20分钟的路这次走了近40分钟。“我一听说孩子得了这个病,腿软得踩不动车子。”
乡卫生院对秦子淇的症状把握不准,于是乡防保站派人把孩子送到了县人民医院,来自河南省的专家认为秦子淇的症状不明显,建议回家观察。乡卫生院把秦子淇安排在留观病房,第二天,秦子淇症状明显,院长杨连营(主治医师)和另一位医生确诊她患了手足口病。
乡防保站随后将病例网络直报到县疾控中心,花园乡没有自己的网络直报系统,病例上报只能通过新农合(新农村医疗合作)报销系统上报。
乡防保站也没有可靠的收入。他们的编制在乡卫生院,而非县疾控中心,但打疫苗的收入很少,离发工资都差得远,更别说给卫生院创收。县疾控中心每月给乡防保站3名工作人员1001元的津贴,剩下的薪水由乡卫生院来补。
乡防保站的工作也因其所处地位而不容易开展,他们对村防保员只有指导权,没有管理权。“我们只能指导村防保员,他们要是不积极,很多时候只能我们自己做。”花园乡防保站站长张进良说。目前,乡防保站经常要去病例所在家庭消毒杀毒,由于人手不足,院长杨连营也不得不帮忙撒消毒水。
3月22日18点20分5秒,秦子淇的病例被报到县疾控中心,并出现在第二天新闻发布会的确诊患儿名单上。李正云有些骄傲地介绍,目前县疾控中心的信息统计汇报已经细化到不同的年龄组,被卫生部专家评价超过许多发达城市。
但李正云也承认,此前疾控中心工作不到位,是导致此次民权疫情严重的重要原因。“年初的疫情与去年同期比较已经非常严重,疾控中心应该进行分析,预测随后的疫情,并对政府提出处理议案。而直到2月20日,县政府对疫情还一无所知。”
县疾控中心还因为此前野岗乡温庄村卫生所宣传其推销的“伊康初乳胶囊”时,夸大该胶囊可有效预防手足口病,被媒体曝光而受到质疑。
但李正云对前任领导的做法没有太多批评,县疾控中心是公益性事业单位,现有职工206人(除去离退休人员外,在岗人员170人)。这些人员的工资每年需要220万元。而去年全年,获得工资拨款仅有39.2万元,不足全额的20%。之前,疾控中心还有二类疫苗提成收入。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二类疫苗大部分实行免费,县疾控中心生计就成为问题。数月拖欠员工工资,最后工资也不能全额发放。
“挨饿总是要找饭吃。”李正云对此说,这件事从侧面看,也属无奈之举。长期以来,疾控中心在政府眼中和医疗机构一样,需要自己“找饭吃”,但疾控中心却没有医疗机构那样的创收能力,难免会影响疾控防疫工作。
除了经济因素,疾控中心对于县医院等医疗机构在疾病防治控制上只能进行指导,而不能进行监督,因此疾控工作开展起来困难。2007年,县防疫站划分为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疾控中心不具备执法资格,成为纯粹的公益性技术单位。此次疫情之前,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到县医院等医疗单位指导防疫工作时,常会引起医疗单位的不配合。
“既然是指导工作,就是人家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这样极大限制了疾控中心发挥作用。”李正云说现在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去医院指导消毒杀毒工作,还经常需要亲力亲为,“是帮人干活,而不是指导人干活。”
从村防保员、乡防保站再到县疾控中心,基层防疫系统无论从资金来源到所司其职,都处于“局外人”的尴尬位置。然而,它们却是基层流行病防治最重要的一道防护网。
李正云清楚地记得自己3月9日从新农合部门调至疾控中心负责工作时的情景,那天雨雪交加,联想起面临的困难,他陡然生出“临危受命”的悲壮感。随后的5天5夜他只睡了15个小时。白天应付检查,下乡做流调(流行病调查),晚上还要回到办公室,了解疾控中心的各项工作。
民权县几乎所有的疾控人员目前都处于这种“绷到最紧”的状态,并以此维护着薄弱的疾控防疫网。
紧急动员的中国特色
时隔一个月,民权县县志办公室工作人员武传坤再次来到李东村。 他上次来李东村是为了抗旱,这次则是为了抗击手足口疫情。
3月10日,民权县抽调1182名机关干部组成525个驻村工作队,进驻全县所有行政村,负责排查摸清全县5岁以下儿童基本情况,带领村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消杀工作。
这是民权县在卫生部手足口病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言中,总结县里防控工作的第一条内容。
武传坤是这1182名机关干部中的一员,他并非抗旱专家,也不懂太多医疗卫生知识,他拿手的是研究历史和写毛笔字。在李东村,他通过发挥自己的特长来支持疾病防治工作。
厚厚的一叠“注意消毒”的短标贴在所有有小孩家庭的门口,而“群防群控杜绝病原传染”、“搞好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之类的长标语则贴在村头告示栏和电线杆上。
“下雨打湿了不少,所以要补写很多。” 武传坤说。
县志办主任潘宇也是该村驻村干部,武传坤和他睡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整个三间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两张桌子。“晚上挤一挤,不冷。”武说。
除了写标语,发放宣传材料,潘宇和武传坤还担负着村里的消毒杀毒工作,除了清理垃圾、撒石灰,他们每天还要去有五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喷消毒药水。
“我们带来了2000多元,全部购买杀毒药品。”潘宇顿了顿,“县志办没什么钱,这些钱是我们6个工作人员捐的。”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民权县工龄15年左右的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元左右。
其他各个机关单位派驻村工作队也有投入。据民权县提供的数据,截至3月29日,该县驻村工作队帮扶折合资金达73.6万元。
李东村由于消毒杀毒工作出色,被当作典型介绍给卫生部的专家,“专家评价很高,”县宣传部副部长黄论生说。
驻村工作队何时撤离,没人能给个准信,“县志办的工作也挺多的,不过现在防疫工作是重中之重,我们会全力支持。”潘宇说。
其他各村的消杀工作虽然没有李东村做得这么细致,但有5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基本都天天消毒。政府每期工作简报上都会介绍各个村的宣传防治经验:从放映电视片,到让小学生向父母宣传。“自从政府介入后,几乎全县人员发动起来,真正做到了‘群防群控’。”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论生对各村工作做了总结。
“以抗击非典精神来防控手足口病。”最近,民权县政府提出了这一口号。但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医疗部门对于手足口病也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
卫生部工作组透露,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在3月1日-25日,共上报10例手足口病病例,但是在出现死亡病例后,仅在3月26日一天,就诊断报告25例手足口病例。
工作组组长、卫生部应急办副主任梁东明认为,这种现象值得高度关注,为避免责任追究和出现漏报,部分医疗机构降低诊断标准从而造成报告病例的快速增多,这种左倾的报告行为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不利倾向。
李正云也认为,各级政府的重视令一些基层医务人员无所适从,面对患儿都避之不及,生怕出错。“村医们都谈‘泡’色变了。”
村医楚翠起说,虽然经过多次培训后确诊手足口病并非难事,但“村医还是水平低,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还是让专家说了算”。
随着3月19日,县卫生局局长、县人民医院院长、县疾控中心主任、副主任的免职, 民权县卫生系统出现“庙里都是‘主持(党委书记主持工作)’,没有方丈”的现象。一位卫生系统的领导透露,现阶段疫情仍然严峻,没有人敢接下“方丈”的担子。
卫生部赴豫工作组预测,随着手足口病发病高峰期逐渐到来,以及加强了病例报告管理工作后,预计民权县手足口病病例数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呈逐步上升趋势。
针对这一疫情变化趋势,卫生部工作组建议要及时调整防控策略,适时将疫情防控工作转入常态化管理。
但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王子军认为民权县的全力投入并不为过,“我们总是要发生了一些事情,才会有所改进。”
CDC的专家称传染病与职业病不同,后者是“人祸”,前者是天灾。而这个天灾里到底有几分人为因素?为什么基层的疾控系统这么脆弱?为什么传染病报告设置限制?最佳时机错过,增加了多少防控成本?更有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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