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国家缘何帮助西非对抗埃博

tracy

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对受累国家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使脆弱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从而导致对其他重度疾病的治疗不充分，延缓了经济发展。
但埃博拉病毒很可能不会对全球健康构成威胁。埃博拉病毒仅通过直接接触感染的体液而传播，在高收入国家很容易做到隔离。埃博拉病毒疫情破坏了这些国家在处理其他地区传染病暴发中的基本原则——即保护自己国家的民众。例如，处理东南亚流感暴发的一个重要诱因是担心全球播散。
那么，高收入国家为何要帮助受累国家对抗埃博拉病毒，并且在较长时间内帮助其加强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呢？英国伦敦国王大学社会科学、卫生和医学部的Annette Rid博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Perelman医学院医学伦理和卫生政策部的Ezekiel J. Emanuel博士最近在JAMA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有3个独立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行为。
人道主义援助的义务
首先，每个人都有人道主义援助的义务，在花费很少的情况下帮助其他有迫切需要的人。这是“乐善好施”观念的基础。大多数人认为，当某人路过一个较浅的池塘发现有孩子溺水时，应跳入池塘把孩子拉上来，即便有受轻伤的危险或可能为时已晚。如果你不营救孩子，虽然不会受到法律惩罚，但会遭受严厉的道德和舆论谴责。
以此类推，如果帮助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成本很低，那么社会也有义务这样做。无论人们身处何方，无论社会或其他国家与受累国家是否有特殊的关联，埃博拉病毒造成的大量发病和死亡都是一个悲剧。
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有效帮助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成本相对较低。支持治疗和隔离措施在既往对埃博拉病毒疫情的控制中已证实有效，隔离措施包括：对可疑病例实施隔离，感染控制和普遍预防，接触者追踪和监控，在当地和世界范围内发出警示。
而且，采取这些措施所需的资源很少，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为了对抗此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了1亿美元，世界银行2亿美元，欧盟1.81亿美元，美国7500万美元。即使最终需要15亿美元，在美国2012年16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也仅相当于每100美元中拿出不到1便士，在全球20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仅相当于每390美元拿出1便士。
不论以哪种标准，这都不会给高收入国家的公民带来明显的负担。事实上，所有高收入国家不需要做出很大牺牲即可加入到帮助对抗埃博拉病毒疫情的行列中来。人道主义援助义务需要这样做。
维持全球公平的义务
其次，维持全球公平的义务就是帮助受累国家对抗埃博拉病毒并在较长时间内帮助其加强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所谓世界主义（有关全球公平的哲学辩论中的一个重要论点）的倡导者提出，道德是没有国界的，所有人，无论其居住何方，享有相同的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其他社会资源。
世界主义意味着大量的支持和资源从高收入国家转向低收入国家。例如，它强调了WHO的地位，虽然在资源贫乏地区早期应用费用较低（但毒性较大）的抗病毒药物能够治疗更多的HIV/AIDS患者，但所有国家的民众都有权接受一线抗病毒治疗。因此，世界主义要求高收入国家协助控制埃博拉病毒疫情，并在较长时间内加强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
埃博拉病毒暴发是脆弱的卫生系统在紧急状况下的表现。例如，塞拉利昂每10万人有2名医生，每人每年在医疗上的花费为96美元，而在美国，每10万人有245名医生，每年的医疗花费是8895美元。
相反，有关全球公平的哲学辩论中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所谓的国家主义）主张维持公平的义务主要在于公民。但甚至是国家主权主义者也认可最低限度的全球公平义务。尽管国家主权主义者反对生活水平的均衡化，但他们承认高收入国家有义务使生活在极度贫困（1.25美元/天或更低）国家的人们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而且，如今的世界正通过交流、合作、贸易、金融和环境污染而相互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会受到全球事件的影响。例如，上世纪90年代，非法的国际钻石贸易助推了塞拉利昂的内战。政府的F·B使得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持续处于贫穷之中且缺乏基本的设施保障。即使是国家主权主义者也承认高收入国家有义务补偿这些不公平。
因此，国家主权主义者认可了此项义务以确保所有地区的人们能够过上最低标准的生活。这些义务包括高收入国家帮助控制埃博拉病毒疫情（考虑到受累国家是一些全球最贫穷的地区），以及在较长时间内为加强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提供有限的帮助。
重要的是，即使是那些反对国外援助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也支持国际性健康项目。他们认为，医疗援助是不同的，因为拯救和改善生活的巨大益处超过了破坏地方管理和民主政治的代价。因此，即使以最狭隘和怀疑的观点来看，维持全球公平的义务也支持控制埃博拉病毒疫情，并且在疫情消退后持续提供有限的帮助以加强卫生系统。
从研究中公平获益
研究的伦理标准要求赞助方为在此次或下次疫情暴发中致力于研究的组织提供公平的获益。虽然赞助方和参与组织可以考虑的获益有很多，如让民众获得任何已证实的干预方法或建造学校，但最迫切的获益可能是帮助控制疫情以及加强当地的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
高收入国家正发起评估埃博拉病毒感染特殊治疗方法和疫苗的研究，主要是因为埃博拉病毒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例如，美国政府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埃博拉病毒研究，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该疾病会对美国士兵和救援者构成威胁，并且担心埃博拉病毒成为生化武器。
但有关埃博拉病毒感染试验性治疗方法的临床研究仅能在受累的非洲地区而非高收入国家中开展。这种在发展中国家由外部发起的研究存在利用个人和当地组织的担忧，这些担忧在疾病流行期间更为突出。因此，关键问题是高收入国家的研究赞助方应协助控制疫情和加强卫生系统或向参与组织提供其他来自研究的公平获益。
结论
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是惨痛的，但不太可能对全球健康构成威胁。但无论怎样，有3个强有力的理由支持高收入国家帮助受累国家对抗埃博拉病毒，并且在较长时间内帮助其加强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义务；维持全球公平的义务，至少确保所有地区的人们能过上最低标准的生活；伦理标准要求在疾病流行期间开展的任何研究提供公平的获益。

热带雨林2010

高收入国家帮助西非抗击埃博拉3个原因：人道主义援助的义务、维持全球公平的义务、从研究中公平获益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希望通过援助埃博拉尽快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