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感性思维多一些,不善于读书。85至89年在清华生物系读本科期间,从未读过任何一种英文专业期刊。我受到的与英文阅读相关的训练一共只有两个。一是我在1986年暑假期间选修的时任系主任的蒲慕明老师开设的《生物英语》系列讲座,隐隐约约记得蒲先生让我们阅读一些诸如DNA双螺旋发现之类的科普性英文文章,很有意思。但时间较短,暑假过后也没有养成读英文文章的习惯。二是《生物化学》这门课。与现在的清华生命学院形成鲜明对比,我上大学期间的所有基础课和专业课都是采用中文教材、中文讲课,只有郑昌学老师讲授的《生物化学》采用了Lehninger的《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而且郑老师要求我们每个学生每次课后阅读10-20页教材。我们同学大多感觉到专业英文阅读有所提高。
1990年4月至7月初,我在依阿华州Ames小镇的Iowa State University度过了初到美国的前三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在Herbert Fromm教授的实验室做轮转(rotation),跟随刘峰和董群夫妻两人做研究(刘峰现在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做教授)。当时感觉最困难的就是读专业论文。有一次,Fromm教授要求我在组会上讲解一篇《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的文章,我提前两天开始阅读,第一遍花了足足六个小时,许多生词只能依靠英汉词典,文章中的有些关键内容还没有完全读懂,当时的感觉是JBC的文章怎么这么长、这么难懂?!真有点苦不堪言。为了能给Fromm教授和师兄师姐留下好印象,第二天又花了好几个小时读第二遍,还做了总结。第三天我在组会上的表现总算没有给清华丢脸。但是,前前后后,真搞不清楚自己为了这一篇文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我从1990年对学术论文一窍不通到96年博士后期间的得心应手,还常常帮助同事分析,自以为水平了得。但是有一件事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严重不足,颇为羞愧。1996年,是SMAD蛋白发现及TGF-b信号转导研究的最激动人心的一年,哈佛医学院的Whitman实验室在十月份的《自然》杂志上以“Article”的形式发表了一篇名为“A transcriptional partner for MAD proteins in TGF-b signaling”的文章。读完之后,正好遇到TGF-b领域的著名学者Joan Massague,我对Joan评论说:I’m not so sure why this paper deserves a full article in Nature. They just identified another Smad-interacting protein, and the data quality is mediocre.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Joan马上回应我:I disagree! This paper links the cytoplasmic Smad protein into the nucleus and identifies a transcription factor as its interacting protein. Now the TGF-bsignaling pathway is complete. It is a beautiful Nature article! 这件事对我触动极大:原来大师的视野和品位远远在我之上。从那以后,我也开始从整个领域的发展方面来权衡一篇文章的重要性,这件事对我今后为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审稿、自己实验室选择研究课题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