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伦理必须在医改中得到凸显
作者：李琼昨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要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在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临床诊疗、护理、手术以及其他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按照“医药分开”的要求，改革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逐步取消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加成。
自从今年4月新的医改方案公布，新医改如何推进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此次发改委出台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被媒体视为医改方向的进一步明确，“提高诊费降低药价”成为这种方向的基本描述。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改革方案，它直接指向市场化方向带来的“看病贵”价格机制，否定和取消了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加成这一备受诟病的谋利手段。
但即便是这样，“提高诊费降低药价”中体现的一增一减，依然很难彻底消除人们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疑虑。长期以来，公众被迫承受“大处方”、高药价等不合理的医疗费用，表面是医院利用了药品加成机制为自己攫取了惊人利润，背后实际上是医院和医务人员不可遏制的逐利冲动。如果这种逐利的意愿不消除，如果医疗伦理和职业精神不能在医疗服务中得到确立，在新的“高诊费低药价”的机制之下，那一个能够想象的结果就是，医疗及其从业人员转而在提高的诊费上“做文章”，多次医疗、过度护理、非必要手术等诊疗上的有意操控恐难避免，医疗费用的虚高、医患关系的剑拔弩张的扭转将依然艰难，医疗卫生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亦难以保证。
价格机制上的调整和改革，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解决方案。我们并非是要否认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是我们应当看到，如果这其中缺少了医疗伦理的支撑，那无论形成怎样的价格机制，即使政府提供了足够的拨款，医院和医务人员同样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样的改革就很难令人完全放心和信任。我们甚至应当认为，虽然人人都有“理性经济人”的一面，医疗机构一定程度上的逐利也并非完全不具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只是解释上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它能够在价值上获得肯定，成为医疗机构运行中的首要规则。
历史的看，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是在资金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开始的，改革的总体设计从一开始便定位为经济体制问题，缺少医学伦理的参与，尤其是缺乏对医学目的的确认和“人”的彰显，使得改革从设计、实施到评估的过程中，经济学上的效益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医疗伦理和职业精神的显得匮乏和微弱。而既然新医改方案已经明确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摒弃了旧有的完全市场化改革方向，向公益性回归，这表明国家已经认识到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重要性，公民健康需求将不再被视为一种“包袱”，而是国家需要承担的义务。医疗改革应当从这种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出发，重新确立医疗伦理和道德在改革中的位置。 目前，医学界面临着科技爆炸、市场力量介入、生物恐怖主义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压力。很多医师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承担对患者和社会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医师职业精神根本的、普遍的原则和价值，并唤起他们的积极参与变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要求医师个人对患者负责，而且要求他们作为集体去为社会的利益努力，从而促进医疗卫生体系的改进。同时，社会也需要给予医师群体更多公正的理解和正义的呵护，让医师在践行职业精神道路上轻装前进。 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是在资金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开始的，改革的总体设计从一开始便定位为经济体制问题，缺少医学伦理的参与，尤其是缺乏对医学目的的确认和“人”的彰显，使得改革从设计、实施到评估的过程中，经济学上的效益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医疗伦理和职业精神的显得匮乏和微弱。而既然新医改方案已经明确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摒弃了旧有的完全市场化改革方向，向公益性回归，这表明国家已经认识到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重要性，公民健康需求将不再被视为一种“包袱”，而是国家需要承担的义务。医疗改革应当从这种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出发，重新确立医疗伦理和道德在改革中的位置。
我干是我应该的，我得也是我应该的，没钱干一次两次可以，长期干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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