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医学人文找一个依托
“让医学院的人文氛围更加浓厚。”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揭牌仪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对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在全社会普遍倡导人文精神的今天，医学领域对人文关怀的呼唤显得尤为响亮。作为“准医生”的成长园地，医学院校不仅担负着传授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责任，还有必要弥补人文教育方面的缺失。近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为医学人文找一个依托http://211.144.158.172/jkb/res/1/20081211/75451229002552359.jpg 医学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邵 丹摄 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记 者：“人文关怀”、“医学人文”等名词已经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但是，什么是医学的人文精神依然众说纷纭。对于这个概念，您是怎么界定的？
张大庆：概括地讲，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适的人类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及人性价值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就医学领域而言，医学的人文精神主要是指让病人得到尊重，让生命得到呵护。具体到公共卫生等相关政策上，它就体现为一条原则，即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尊重他们的选择。
事实上，医学与人文是合二为一的。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医学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而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2000年，当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两校合并时，医学部领导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当代医学发展和医学教育改革中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了。而北京大学成立医学人文研究院这一举动本身，就显示出社会对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迫切需求，这也是医学教育发展的需要。
“技术至上主义”带来医学的异化
记 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曾经，医学领域中的人文精神较其他领域体现得更为真切、更为直接。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医学与人文渐行渐远。到今天，不呼唤不行了，不倡导不行了。
张大庆：的确是这样。我认为，在医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兴起的“技术至上主义”，是导致我们的医学人文传统出现断裂的主要原因。
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进展缓慢，医生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为病人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到了20世纪，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医学不仅获得了控制甚至消灭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在医学技术飞速发展中形成的“技术至上主义”，将人们对医学的设想锁定在“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壮志中。人们相信，一切病痛都可以被消除，身体的所有器官都像机器的零件一样可以更换。这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某些备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或许只是费用高昂而已。美国学者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的卫生经费有一半用在了挽救仅能存活半年的病人身上。然而，目前尚有400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由此可见，医疗费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命存活时间成正比，但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改善生命质量和健康状况。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单纯无条件地依靠医学技术来延长生命是有欠缺的。这种脱离了病人去治疗疾病的倾向，可能导致医疗保健的畸形发展。医学的异化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专科化消解了整体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淡漠了人的情感。
从价值层面而非工具层面来教育医生
记 者：那么，我国当前的医学人文教育状况又是如何呢？
张大庆：总体上讲，医学人文教育发展不平衡，受学科发展的制约比较严重。医学人文教育强调的是从整体角度来理解生命、理解健康、理解医学，并从“医学到底是做什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问题。这就带来了更深一层的要求。临床医生沟通技巧好、法律上不犯规、情理上不违背伦理，都不能代表医生是真正从病人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这些仅仅是技巧，是在工具层面避免矛盾而已。这样的临床医生仅仅是一个演员。因此，我们要从价值层面而不是工具层面来教育医生。能够真正对病人负责的医生才是理想的医生。懂得综合考虑病情、预后以及长期的生命质量，才是一个有责任意识的医生之所为。现在的医学生中，能有20%具备这种意识就不错了。
我们要加强医学人文方面的教育，还因为原本的医学教育体制明显对医学人文关注不够。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是反思与批评。而今天的医学生就是将来医疗改革的实践者。我们试图通过一种新的教育方式，让学生们更加主动地、更有意识地认识医学的本质。从学生的成长背景来看，他们大多是从应试教育中走过来的。而当前医疗卫生领域出现的问题，在应试教育模式中无法找到答案，反而要求医生从人文的思路来研究问题。我希望除了医学科学基础和临床技术外，他们还能关注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认识它在卫生改革中的重要性，对当前医学技术的发展及其衍生的挑战，能提出有见地的看法。
熏陶比上课更有效
记 者：医学人文研究院成立后将从哪些方面着手来切入这些问题？
张大庆：从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开始，当然重点还是研究生教育。我们在课程中加入了包括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医学心理、医学社会学、医学健康传播等内容。依据课程重要性的不同，课时设置从10多个课时到30多个不等。我觉得医学人文重在教育而不在教学，熏陶比上课更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目前，我们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合作，尝试以案例讨论的形式使学生在临床工作中自觉地体会医学的人文价值，比如在器官移植、临终病症处理中，带教医生都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考虑病人的需求和利益。另外，我们还将组织一些调研，为领导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提供依据等。
其实早在1978年，我国就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医学人文，致力于推动医学人文教育。他们推进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改革，还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医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医学的基础教育、临床教育是构成医学教育的“三大支柱”。具体说来，医学的主体是临床医生，故医生必须具备相应的素养：一是理解生命现象所必需的基础科学知识，二是临床的经验与知识，三是要学会处理现代医疗服务当中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着意强调并力求具体化的医学人文教育。
目前，医学人文教育还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医学人文是一个学科群，以前的医学教育中没有这样的学科建制。以医学伦理学为例，按照学科分类，哲学下面有伦理学，伦理学下面有应用伦理学，应用伦理学下面有医学伦理学。将医学伦理学置于伦理学下面，就很容易被淹没。而实际上，医学的伦理学研究、医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之间可以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所以，我们呼吁建立以问题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真正为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找到一个依托。
嘉宾简介
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分会副主任。
来源： 健康报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揭牌成立，说明医学人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曾经，医学领域中的人文精神较其他领域体现得更为真切、更为直接。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医学与人文渐行渐远。到今天，不呼唤不行了，不倡导不行了。”
“的确是这样。我认为，在医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兴起的“技术至上主义”，是导致我们的医学人文传统出现断裂的主要原因。”
国内重视医学人文教育的氛围，也恰好为感控工作中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提供了契机。
[ 本帖最后由 婉若秋水 于 2009-1-17 19:06 编辑 ]
破了协和规矩的女人
人文.背景叶恭绍 （1908年～1998年）我国著名的预防医学家、儿童少年卫生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新中国儿少卫生学奠基人。
自创办之初，协和医学院就打出了自己的宗旨——办“可与欧美最优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事实上，协和医学院之治校严格、治学严谨，还表现在它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其中包括行政体系、后勤体系和教学体系。正是这些规矩，使得协和成为今日大家所熟知的协和。
规矩需要人来遵守，就算并非每个规矩都能保证那么人性化，但时间久了，成文的规矩之外，便逐渐生出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说在老协和，如果女医师选择了内科、外科、妇产科这样的大科，她们就要做好不结婚的准备。而且，协和医学院绝对不送已婚女医师出国进修，因为女医师结婚后必定随其丈夫去留。
这一时期，能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女人本就凤毛麟角，她们又多半希望在自己身上实践女性新式解放。因此，这些女医师几乎都终身未婚，最著名的例子有林巧稚、杨崇瑞等。然而，叶恭绍破了老协和的规矩，成为一个特例：既做协和人，又做真正的女人。
1935年，27岁的叶恭绍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工作。在质疑声和反对声中，她按计划于同年10月结了婚。婚后，她还生了3个孩子。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利用协和规定的每年一个月的假期休息外，叶恭绍没有为生孩子而多请一天假。1947年，她获准赴美留学。叶恭绍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已婚妇女照样可以继续工作，照样可以有辉煌的成绩。
叶恭绍祖籍广东番禺，1908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30年，她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据叶恭绍回忆，在当时的美籍公共卫生学家兰安生（J.B.Grant）博士的公共卫生课上，老师说过这样一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事实上，这句话给叶恭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促使她在毕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预防医学妇幼卫生保健这项崇高的事业。
在学术研究上，叶恭绍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儿童少年生长发育包括青春期发育进行的开拓性研究。特别是1947年~1948年间赴美考察的经历，给了她很大的启迪。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绍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在我国首次提出男女少年第二性征的分度，成为我国广大儿少卫生工作者研究青少年青春期发育的重要参考依据。
为了解我国儿童青少年的体质与健康状况，1979年和1985年，在全国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中，叶恭绍担任了首席技术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两次调查共对120余万名汉族和27个少数民族的7~22岁男女学生的形态、功能、素质及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其规模之大，测试指标和取得研究成果之多，以及涉及学科之广，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不久前发生的有毒奶粉事件，使得无数要靠奶粉喂养婴儿，却一时找不到合适奶粉代用品的家庭一度陷入恐慌。其实，这样的危机在抗战时期也曾发生，只不过当时是因为物资贫乏，实在是无奶可吃。1941年，叶恭绍在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开展婴幼儿保健工作。为了给营养不良的儿童增加营养，她反复研究，终于调制出一种加料豆浆，用以代替牛奶喂养婴儿，使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父母们减轻了经济负担。这种加料豆浆的研究为日后更多代乳品的研制开了路，也为儿童喂养与发育的相关研究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由于叶恭绍的建议，早在1962年北京市就成立了“学校卫生研究组”，开展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研究。不幸的是，随着“文革”的开始，研究组很快就夭折了。面对外界压力，叶恭绍仍然坚定地说：“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为儿童少年卫生做点研究工作！”她身体力行，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还挨家挨户地检查儿童龋齿的发病情况。1973年，叶恭绍在全国卫生系教学工作大会上郑重地提出：“我代表两亿儿童青少年呼吁恢复儿少卫生研究工作。”尔后，她因此遭到批判，但她并不气馁，仍以大无畏的精神，一遇到机会，就重申恢复儿少卫生工作的重要性。
数十年来，叶恭绍在医学教育战线上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叶恭绍之手教过的卫生系毕业生达到近2600名。她要求青年教师上课前写出详细的提纲，并在教研室试讲。对他们的讲课内容、表达语言、板书，她都要亲自指导，或责成高年教师指导，务求准备充分后，方能走上讲台。有人回忆说：“当年叶教授检查青年教师试讲时，真像‘三堂会审’。我们紧张得要命，但确实受益匪浅。”
心胸豁达、乐观诚恳，是学生们对叶恭绍的评价。在她病危即将走完人生路途时，她不谈痛楚，而是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唱起了国歌。她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和眷恋的情思，一直伴着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生前立下遗嘱，将遗体捐给北京医科大学解剖研究，为社会做最后一次贡献。
来源： 健康报
读后感：“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这句叶恭绍教授欣赏的话，恰恰是在肯定感染控制的作用！
[ 本帖最后由 婉若秋水 于 2009-1-17 21:18 编辑 ] :victory: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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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是对医院感染预防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我们现在有的医务人员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病人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抗菌药物先打上，好像不大吊针，就不会看病了！真没有办法！现在住院的病人，口服药很少，基本都是吊针，特别是农村来的病人，好像不到吊针，就不能治病！:@ :@ :@ 西安事件给我们医院感染管理科的启示：服务临床就是保障后方，防患于未然。美众院提案 鼓励学中文和中国文化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大公报报道，美国众议院一批议员提出四项法案，推动中美发展更紧密关系，法案内容涉及贸易、气候变化、能源合作，以及鼓励美国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法案由众议院一个中美工作小组的议员提出，小组两名副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拉森和共和党众议员科克说，他们提出法案的目的，是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增加美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
此外，主导这四个议案的议员还包括戴维斯和伊斯雷尔。他们两年前曾提出类似议案，但无功而返。他们希望能藉新国会推进这个「美中竞争力议程」。拉森和科克本月将访华，与中方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拉森提出的「美中市场接触和出口推广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协助美国多个州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推动对华出口；在美国出口援助中心设立中国市场推广项目；帮助小企业进军中国市场；授权小企业局资助中国商业教育项目。
拉森说：「这个法案有助于美国中小企业获得开发中国市场所需的帮助，在美国创造高薪就业机会。」
科克提出的「美中外交拓展法案」将增加互联网公共外交的投资；在中国再设立一个领事馆，增派十名外交官；增加国务院的学生和教师交流项目资金；增加对亚太经合组织项目的资金。
科克说：「派更多会说中文的外交官和商务官员前往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大城市，将让我们替美国出口商开创商机，加速我国经济复苏。」
伊斯雷尔提出的「美中能源合作法案」则授权建立专项资金，鼓励美中在再生能源、提高能效、碳回收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合作和市场化；资助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教育项目；鼓励双方就此成立合资企业。
戴维斯提出的「美中语言接触法案」希望通过地方教育机构，提高美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和中文的能力；支持美中教育学术机构开展交流；开发夏季中文强化训练班，以及美中语言和文化交流项目。 这是个好消息,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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