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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直性子 于 2020-3-23 10:22 编辑
大年初一晚，万家灯火，北京协和医院接到国家征令，吹响了驰援武汉的号角。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教授作为“老兵”再次披甲出征。2003年，他曾与SARS正面交锋，而这一次，他作为第一批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的队长，在武汉奋战了整整53天，只为点亮更多阖家团圆的灯火。
“科学有序规范的救治病人，这是我们一心一意要做的事情”
作为一名感染内科专家，刘正印心里装的不仅是每天需要治疗的患者，还有医学的发展。“这次新冠肺炎的救治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以后我们感染病学科需要大力发展，以应对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疾病。”他每天坚持总结临床经验，思考每一项治疗是否切实有效，为治疗新冠肺炎提供协和智慧。
医疗队抵汉之初，队员们对疾病的认识还很有限。在一次会议上，讨论病人死亡原因时，刘正印不禁痛哭，不停反思为什么治疗手段没能有效挽留病人的生命。医疗队队员们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我们觉得非常震撼，这么资深的教授还能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他的这个举动深深地触动了大家，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医生护士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感染。” 刘正印从病房出来浑身湿透
通过总结一个多月来危重症治疗经验，刘正印提出不能简单地将新冠肺炎看做“肺炎”，因为这种病毒对患者其他器官的伤害，常常成为病人致死的主要原因。如果单纯将疾病看做“肺炎”，可能会低估疾病的严重程度。病毒不但侵犯肺，它还侵犯血管的内皮细胞、肾脏、心脏。“所以它是一个病，不应该单纯叫它‘肺炎’。”
刘正印对新冠病毒特性的这一认识对临床治疗非常重要。因为将新冠病毒肺炎看做“病”之后，治疗时就需要做综合的判断，这比治疗肺炎想得更全面、更深入。一方面，危重病人的治疗中吸氧、加强营养、纠正电解质等综合性治疗很重要，另一方面，对上呼吸机的病人，由于长期需要卧床，病人出现凝血化验异常、DIC等问题时，要用低分子肝素这类药物预防血栓的形成。如果判断病人可能由重症转化为危重症，就需要尽早为病人用上呼吸机，关键是要早发现、早诊断。这一节点的判断至关重要。 刘正印接受央视新闻采访
刘正印每天都坚持去病房看望病人，遇到清醒的病人就会与他们交谈，和他们耐心沟通。曾经有一位40多岁的病人，身体状况较好，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恐惧。这位病人一旦身边没有医生护士陪伴就会非常恐慌，导致心率加快，血氧饱和度下降，甚至出现明显的心律失常。刘正印和队友们实施了所有的抢救措施也没能挽留他的生命。这个病人令刘正印十分痛惜，同时他认识到，对于意识清醒的病人，树立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非常重要。“医护人员如何帮助病人克服恐惧，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情，人文关怀是特别重要的。”
“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上”
初到武汉时，北京协和医院接管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病房刚刚腾空，但由于是普通病房，尚不具备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条件。因此刘正印教授 在大年初三便参与了第一个病房改造的工作。时间匆忙，有太多的病人期盼一张床位，“与时间赛跑”是大家共同的信念。但质量不能被时间压缩，规划空间、协调设备、安排人员……刘正印彻夜不眠地把关每个细节，从感控角度一遍一遍地梳理流程，花了极大的心血。在他的带领下，仅仅24小时，医疗队就与武汉同济医院共同开辟了十二楼C病房。尽管条件有限，但是已经可以开始收治病人了。 随着病人数量的不断增加，病房很快就爆满了。几天后，医疗队再次收到任务，需要开辟新的ICU病房。刘正印与周翔、王京岚等第一批队员们以重症监护病房的要求设计了联合ICU病房。从筹建、设计到完工，也仅用了48小时。 刘正印与王京岚讨论
病房建立之后，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人员调配问题。一个重症或危重症病人的救治需要多名医生和护士的共同配合，当时协和与北京医院两支医疗队合起来才40人左右，很难应对重症和危重症的病人。刘正印与江苏省医疗队协调沟通，最终联合3支医疗队共同开展重症病房前三、四天的救治工作。
最初开展救治时，刘正印带领队员们一夜奋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治了18个危重病人，大部分病人需要插管治疗，任务十分艰巨。刘正印鼓励大家，很多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大家集中智慧一起想办法就能解决问题”。
救治危重症病人对辅助呼吸设备要求很高，但由于病房管道之间相互联通，为避免造成空气传播污染，不能使用经过墙体管道的呼吸机。因此刘正印与大家讨论决定使用带压缩泵的呼吸机，并和同济医院沟通，从各地调集了病房所需数量的呼吸机。此外，医院始建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吸氧病人，因此它的氧气压力达不到标准。刘正印与王京岚、周翔积极建议其他病房使用罐装氧的方式，保证了危重症患者的氧气压力。
在ICU病房最初投入使用时，由于病房是在48小时内紧急设计落成的，条件简陋。刘正印认为从缓冲区到清洁区之间还缺少一道防护门，有了这道防护门才能更大程度控制污染空气的传播。刘正印在这一问题上十分坚持，和同济医院反复协商沟通近一周。最终同济医院同意为医疗队安上了最后一道防线。
2月7日，北京协和医院142人增援武汉，至此整建制管理ICU病房，病房条件迅速改善，抢救设备及药物快速到位，医疗工作走上了正轨。刘正印又投身于教授查房的工作中，每天都会带领大家床旁查房、讨论病人病情、制定方案。从病房出来就已是下午两、三点了，每次他都大汗淋漓。从抵汉以来，刘正印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没有吃过一顿踏实的午饭。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指导，保护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第一批医疗队队长的身份之外，刘正印还肩负着感控的职责。SARS战役的经验使他明白，防控宣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有人为他们树立正确的理念，时刻提醒他们注意防控，保证他们零感染。”刘正印对每一批医疗队员都分批次耐心培训，从每个细节要求大家掌握。他每天和李奇护士长、夏莹护士长严格按照流程监督大家穿脱隔离衣、防护服，并且要求出入病房必须两人配合、互相监督，按标准程序穿脱防护设备。只有通过检查，护士长们才会在队员们的防护服肩头打勾，允许队员通行。“更重要的过程不在于穿，而在于脱。如果你防护得很好，但下班的时候没有‘脱’规范，被感染的几率更大。” 刘正印为医疗队队员培训
刘正印还郑重向内科党总支申请，“让我和王京岚一直留下来，继续培训后面的同事吧！”拳拳嘱托，殷殷期盼。在刘正印带领的感控团队指导下，协和医疗队始终保持零感染。
“想要让她们安心，你就要冲在她们前面”
在刘正印看来，他经历过SARS，对突发的大型传染病防治有更丰富的经验，专业的人就该在需要的地方去做专业的事。自己冲锋在前，为队员考虑在前，正是这份担当，鼓励了队员们迎难而上。
协和医疗队员普遍比较年轻，用刘正印的话说，很多人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大年初二到达武汉后，刘正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叮嘱每一位队员，注意保暖、注意饮食。武汉的空气湿冷，这对习惯暖气的北方人是很大的挑战。“先保护好自己，再尽全力救治病人。”他既是领导，又像兄长，在饭点时，还会在群里发“吃饭啦！队长喊你们吃饭啦！”队员们亲切称他为“大印老师”。 大部分队员都是第一次直面这种大型突发疫情，对具有高传染性的新冠肺炎也会有天然的恐惧心理。而刘正印作为队伍中唯一的感控专家，本不需要亲自参加临床一线工作，但他却是队伍中第一批进入ICU病房的医生之一。很多一线医护人员最怕给病人“采标”，因为“采标”时，医生接触的病毒量是最高的。所以刘正印和李太生亲自给病人“采标”，让队员们看到50多岁的专家、主任都没有躲在后面，给大家鼓舞士气。 刘正印与师兄李太生携手再赴战场 刘正印亲自“采标”
刘正印同时也是一名老党员，担任前线临时党支部书记，大大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为了给队员们缓解压力，他会组织不同形式的党支部活动，有时是开支部会议，有时是与队员们私下谈心，给年轻人讲过去的经历。在他的带领下，第一批医疗队中有3位队员抗疫一线入党，刘正印在党支部会议上说：“为有这样的队员而骄傲，为我们大家骄傲！”
17年前，刘正印进入SARS病房前告诉师兄李太生：“我写了一封信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还有我自己的存折，密码也在上面，万一有什么事，你拿了给我爱人。拜托了。”而这一次，他说：“这种活你不干谁干？这里面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这就是你本专业的事。”正是这一句“分内之事”，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全力以赴。
“我们是医生，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我们可以畏惧疾病，但不会侮辱我们的职业，不会畏惧死亡。” 刘正印教授温和而坚定，果敢而敏锐，高度的责任感让他知难而上，医者的担当让他冲锋在前。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他向弱者张开双臂，让每个病床上的患者看得见也能想起来，春天的样子。 刘正印 中共党员，第一批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队长，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和耐药防治分会常委。擅长各种病原体感染尤其是疑难重症感染、发热原因不明的疾病诊治，在耐药菌和真菌的诊治上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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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3 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