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村落（龙应台）
本帖最后由 乔-乔 于 2012-6-28 15:13 编辑龙应台，台湾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台湾地区著名作家，作品针砭时事，鞭辟入里。在藕汁、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作品《野火集》等具有很大的影响。
偶然读到2011年11月28日龙应台应邀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上所做的英文演讲的译文，被深深地感动了。与各位分享！-- 乔-乔我们的村落龙应台编者的话 新学期已经来临，对千千万万莘莘学子来说，在谋求学业有成的同时，对人生的体悟和对社会的体察也是自身成长进步的阶梯。特别是在医疗行业，对“人”的关注和对文化的追寻理应浸染到治病救人的每一个环节。 2011年11月28日，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应邀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上做英文演讲。面对即将走向临床的年轻人，她这样讲述自己来演讲的初衷：“迟早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的手里。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渴望在床边低头探视我的你，不只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是一个具有社会承担、充满关怀和热情的人。” 征得龙应台的同意刊发这篇兼具激 情与理智的演讲译文。希望不论是刚上道的医学生，还是久经磨练的医生，都能从中有所感悟，进而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有所抵抗，有所坚持”。
今天受邀来演讲，不仅是因为受邀到医学院演讲是一份给我的光荣和喜悦，也因为我“精打细算”过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的手里。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渴望在床边低头探视我的你，不只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是一个具有社会承担、充满关怀和热情的人。 五六年非常艰难的医学训练，今天结束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今天其实只是你“学程一期”的毕业典礼，一期的核心科目是医学；今天同时是你“学程二期”的开学典礼，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难，因为它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导教授。
本帖最后由 乔-乔 于 2012-6-28 14:04 编辑
（续）
奶粉和头虱
我生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的小城高雄。1961年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班上一位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当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班上有几个小朋友的座位空了。那时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也被同一种传染病所袭击，15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饰灯，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20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位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花花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口，一位老师手里举着一罐杀虫剂，对准一名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本帖最后由 乔-乔 于 2012-6-28 14:05 编辑
（续）
我们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如果从我的童年时代继续回溯一两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会更灰暗。一位西方传教士在1895年来到中国，她所看到的是，“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法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1900年，一位日本作家来到香港，无意间闯进了一家医院，便朝病房里偷看了一眼。他瞥见一个幽暗的房间，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低级中国人，像蛆在蠕动，恶臭刺鼻”，日本人夺门而逃。
可是，我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你们是香港大学100周年的毕业生，而香港大学的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西医学堂。如果你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那让我们看看1887年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不妨想想，1887年，尸体解剖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还是大逆不道的，而西医学堂已经要求它的学生必修解剖课。我们不妨想想，当鲁迅的父亲重病在床——那已是1897年，医生给他开的药引是一对蟋蟀，而且必须是“元配”。了解到那个时代的氛围，你才能体会到，124年前创办西医学堂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里程碑；你才能意识到，那幕后推动的人必须具备多么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多么远大的器识与目光，才可能开创那样的新时代。
本帖最后由 乔-乔 于 2012-6-28 14:05 编辑
（续）
1887年10月1日，香港华人西医学堂首度举行开学典礼，首任学堂院长帕特里克•梅森（Patrick Manson）致辞。曾在台湾和厦门行医的梅森到今天都被尊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说，这个西医学堂“会为香港创造一个机会，使香港不仅是一个商品中心，更可以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看着台下的入学新生，他语重心长地说：“古希腊人总爱自豪而且极度认真地数他们的著名伟人。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新的中国，当学者争论谁是中国的著名伟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伟人来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这个开学典礼之中。”
30多名学生参加了1887年的开学典礼。5年之后，1892年的首届毕业生却只有两名。其中之一成为婆罗洲山打根的小镇医生，另一个学生觉得医治个别病人远不如医治整个国家，于是决定放弃行医，毅然改行。
这个学名登记为“孙逸仙”的学生，起先只有一个非常小的计划，有点像今天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去做社区服务。他走在香港的街头，看见英国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惊异之余，百思不解：为什么只隔八九十公里的距离，自己的家乡，一个叫香山的小城，却是如此混乱落后？他的小计划，就是把香山变成一个小香港。说到做到，他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乡，号召同村的青年出来铺桥修路，目标是修出一条路将两个邻村连通起来。这个小计划，最后由于地方吏治的F·B，以失败告终。小计划的失败震撼了他，于是他转而进行一个大的计划，就是推翻整个帝国。
从梅森1887年的开学致辞，到今天的毕业演讲，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深刻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来自一些特殊的人。目光如炬者，革新了教育制度；行动如剑者，改造了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既聪慧又锲而不舍的人，发明了各种疫苗。今天你我所处的世界，天花彻底灭绝，疟疾和霍乱病毒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控制，台湾和香港的女生已经不知道有头虱这个东西。香港西医学堂创立124年之后的今天，港大医学院培养出很多世界顶尖的学者和医生，为全球社区的幸福做着贡献。
本帖最后由 乔-乔 于 2012-6-28 14:06 编辑
（续）
最特殊的地方
也许你会问，既然前面的“长老们”，譬如帕特里克•梅森，譬如孙逸仙，已经完成这么多重大的贡献，还有什么是你们这一代人可以做梦、可以挑战、可以全身投入、可以奉献和追求的呢？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未完成、待完成的使命吗？
我相信有。43岁的帕特里克•梅森在创建西医学堂之前，研究过他所处的时与地。地，是香港。那时对香港华人的医疗照顾与对洋人的照顾相比是一个悲惨的状态。时，是晚清。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分崩离析，而新的秩序和结构还未成形。孙逸仙毕业时26岁，每天从上环爬上陡峭的石阶上学，无时无刻不在“诊断”这个社会的存在状态，思索如何为人们创造更大的幸福。
那么，你们所处的时和地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先看看你们是谁。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20%来自医学专业家庭。也就是说，这20%的学生有双亲或者双亲之一已是医生或护士。你们之中60%的人，父母那一代已经具有高等学历。很明确地说，你们是社会的精英层。即便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
而你们所处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香港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其享有近3万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700万居民中却有123万人生存在贫穷线下。所谓贫穷线，指的是收入低于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在最繁华、最气派的中环，那些推着重物上坡的白发老婆婆是如何佝偻着背，与她的负荷挣扎的？在你们所属的这个社会里，40%的长辈属于贫穷线下的低收入户。
本帖最后由 乔-乔 于 2012-6-28 15:23 编辑
（续）
你和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摄影师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头捕捉到这样的画面：刚好一辆劳斯莱斯的名车缓缓驶过一个老人的身影，他正低着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翻找东西。
最寻常最微小的
我无意劝解你们应该效法鲁迅弃医从文，或者跟随孙逸仙做革命家，或者全都去从事社会工作。我想说的只是，身为一个重要传承的接棒人，你也许可以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思索一下自己来自哪里、何处可往。帕特里克•梅森抵抗无知，坚持科学实证的知识学习；孙逸仙抵抗腐 败，坚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过：在你的时代里，在你的社会里，你会抵抗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我倒不希望你能立即回答。因为如果你能随口回答，我反而要怀疑你的真诚。一个人所抵抗的以及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信仰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帕特里克•梅森后来担任伦敦殖民部的医疗顾问，负责为申请到热带亚非地区做下层工作的人进行体检。体检不通过的，就得不到这样的工作机会。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90%的体检者都有一口烂牙，检查不合格。毕竟，有钱人才看得起牙医。他该怎么办呢？
梅森是这么处理的。他给上司写了封信，表示若以烂牙理由“淘汰掉他们，等同于淘汰掉整个他们这个阶层的人”。他建议政府为穷困的人提供牙医服务。
有些专业者看见烂牙就是烂牙。有些人，譬如梅森，看见烂牙的同时，却也看见人的存在状态——他认知痛苦。就是这种看起来很不重要、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里的判断和抉择，决定了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花香不散
我14岁那年，全家搬到台湾南部一个小渔村。因为贫穷，孩子们生病时，母亲不敢带我们去看医生——她付不起医药费。有一天，小弟发高烧，母亲不得不鼓起勇气去找村子里的医生。我们都被带去了。4个年龄不同、高高矮矮的孩子一字排开，愣愣地站在乡村医生的对面。他很安静，几乎不说话，偶尔开口，声音轻柔，说的话我们却听不很懂，是地道的闽南语，还有日语。
医生仔细检查孩子的身体，把护士拿过来的药塞进母亲的手里，用听不懂的语言教导她怎么照顾孩子。然后，他坚持不收母亲的钱。此后，一直到4个孩子都长大，他不曾接受过母亲的付费。
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位医生。那个小小的诊疗室几乎没什么家具，地板光秃秃的，却一尘不染。诊疗室外连着一个窄窄的院落，洒进墙里的阳光照亮了花草油亮的叶子。茉莉花盛开，香气一直在房间里萦绕着不散。
你是否想过：在你的时代里，在你的社会里，你会抵抗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学历再高如果是非黑白都不分，是人之悲哀、家庭之不幸、更是社会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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