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魂——献给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胡锦涛对学习宣传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日前对学习宣传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大力宣传吴孟超院士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医德，宣传他的爱党爱国爱民情怀。要把宣传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网上海４月２５日电 题：医魂——献给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人民日报记者袁建达、苏银成 新华社记者胥金章、白瑞雪
“啪”，护士递来的手术刀，与他的手掌轻轻相击。
６号手术室。又一次，老人伸向血肉深处，静静摸索。
剥离、阻断、切除，他双手取出肿瘤，缓缓托起。这一刻，这个重达５斤的肝癌肿瘤，不过是一枚枯萎的毒果，而曾经被它肆意吞噬的肌体，已然跨过重生之门。
这是一双白皙、修长的手，不颤不曲，灵巧有力。唯有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那是常年握止血钳的结果。
这双手曾在马来西亚割过橡胶，曾在抗战烽火中为建筑大师梁思成描过图，曾被人称为天生的艺术之手。但，它们最终选择在一个与生命最近的地方劳作。
这双手在肝脏的方寸之地破译生命密码，把１万多名病人拉出了人生的绝境。许多患者千里迢迢赶来，仿佛握一握它们，就看到了生之亮光。
这双手属于吴孟超，一个从医６８年的医生，一个有着５５年军龄和党龄的军人、共产党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医学专家”……吴孟超有众多头衔，但病人都叫他“老神仙”，学生们称他“老爷子”。
吴孟超今年８９岁，身高１６２厘米，背有些微驼。他至今仍保持着年平均２００台的手术量——这或许是世界上做手术时间最长的纪录了。
他忘记了时间，时间也忘记了他。
他和时间一起，诠释着那守护生命高地的两个大字：医魂。 柳叶刀尖
“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就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快，准，狠。
——在吴孟超的手上，诞生了享誉中外的“吴氏刀法”。
没有申请专利，但得了真传的弟子外出做手术时常常让同行惊叹：“你是吴孟超的学生吧？”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７日上午，６２岁的费新根躺在了吴孟超的手术台上。
３个月前，在某家医院里，这位严重的肝硬化和肝癌患者白白地“挨”了一刀——肚子打开，才发现肿瘤长在最复杂、最危险的中肝叶，而且包在主血管上，医生不敢切。要家属签字做肝移植——４０万元，这个普通家庭哪里拿得出来？只好又给缝上了。
面对辗转找来的病人，吴孟超３次Ｂ超查看，召集专家会诊，最后决定：根本不需要肝移植，肿瘤能切除，而且由我来亲自切。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吴孟超时而定睛挥钳，时而探向看不到的地方，摸准了，又是一刀，嘴里还不住嘟囔：“没好好检查就把人家肚子切开……怎么会有这样不负责的医生啊……”
仅仅两个小时，肿瘤成功摘除。患者几周后康复出院时结账，２万元。
并不是所有的手术都波澜不惊。
１９８６年的一次手术中，病人巨大的血管瘤突然破裂，出血不止。助手们想用丝线结扎，但就算用最粗的线，也扎不住瘤子如冻豆腐一般薄脆的壁。
这是此前从未遇到过的险情，病人命悬一线。吴孟超一把取过盐水纱锭，剪下一缕宽布条，扎住了破裂的血管。
在助手严以群的记忆里，这样止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大师才有这般果敢！
手术台上的一幕幕，吴孟超的学生们津津道来。
别人先处理枝蔓，他一上来直奔主题；别人边做边想，他几无停顿；别人两个小时完成的手术，他能缩短为一个钟头。
“手术时间越短，病人的身体恢复越快！”有一年去法国观摩手术，法国医生不紧不慢，吴孟超倒是急出了一身的汗。
他的雷厉风行，像机器设定般熟练精准，又如高山流水作画作诗般一挥而就。
即使是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也难以描绘出肝脏结构的复杂程度。
进出肝脏的４支管道，是肝部血管的主干。主干分出更多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如同一棵大树，枝叶繁茂而难以尽数。
作为内脏中最大的器官，肝脏强大而又脆弱。主干和主要连接是不能碰的，哪一处捅坏了，病人都可能活不了；肝静脉壁更是比纸还薄，钳子一触就破。
肝外科医生们的手术刀，就是在这纵横交错、险象环生的血管间游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斩关夺隘！
“开刀就像编篮子，有的人没编几个就很圆，有的人编了一辈子都是扁的。”吴孟超开玩笑说，外科医生是有天赋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吴老手术厉害，是因为肝脏在他眼里早就是立体、透明的了。”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说。
他清楚每条血管的走向，如同将军了解战场上的每一道河流山川。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肝脏的内部结构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在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吴孟超和同事们反复试验。 怎么做出真正的肝脏血管模型？
１９５９年春天，容国团在世乒赛上为中国夺得首个世界冠军的消息，点燃了吴孟超的灵感。他把乒乓球剪碎了泡入丙酮溶液，再把溶化后的胶状物注入肝脏血管。
定型成功！肝脏血管构架像珊瑚一样呈现在面前。
这些美丽的珊瑚，开启了吴孟超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历程，也是中国一代代肝胆外科人的启蒙教材。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孟超创立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创立的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提高了世界肝脏切除术的安全性；他完成了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
当人们把“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的美誉送给吴孟超时，他同样对这项事业报以深深的感激。“能用学到的技术为人民解决痛苦，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追求。”
“您已经功成名就，别再做手术了。万一碰上失败，毁了一世名声咋办？”有人劝告耄耋之年的吴孟超。“老爷子”很火：“我的名声和病人的命放在一起，你说哪个更要紧？”
吴孟超至今坚持每周做6－８台手术。哪个星期手术排得少了，他就不高兴。结束得早，他会趴在别的手术室窗户上往里张望，看到不满意的事，还得“骂”两句才走。与那些可以算作自己“孙辈”学生的助手们一起工作，吴孟超觉得自己年轻了，而每挽救一个肝癌病人所带来的愉快，更是无法衡量。
有年春节，护士长程月娥看到吴孟超走出手术室的洗澡间，很是奇怪：“这几天没有手术，您上这儿干吗呀？”
吴孟超捋捋湿漉漉的头发：“没事，来转转。”
程月娥大笑。“老爷子”这是在家里憋慌了，来手术室过把瘾呢！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吴孟超曾担任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
“最不喜欢别人拿着一堆东西找我签字！”吴孟超的性格直爽而简单。常常是会开到一半，他站起来就往外走：“我开刀去了。”碰到不开心的事，他也总说：“开完刀就好了……”
“我是个外科医生。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就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吴孟超离不开手术台，就像战士难舍钢枪，农民恋着自己的庄稼田。
这份爱如此浓烈，尽管步履已不如年轻时轻捷，岁月竟没有在他的双手上留下痕迹。同事们说，跟几十年前相比，吴老的手一点儿不抖，精气神丝毫不退，技术还更加炉火纯青！
“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要是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绝不会上手术台！”吴孟超对自己的能力了然于胸。
不熟悉的人，多少有些疑惑。
日本的同行来过，端着摄像机把吴孟超的手术从头拍到尾，也没能弄清楚他那双手是怎样成就了“第三只眼睛”；
美国的教授来过，手术连看３天，最后还是不相信：“他真的有８０多岁了？”
他是天生的外科医生，他是柳叶刀尖的舞者，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铁汉，他是让时光驻足的强人。
２００５年以来，吴孟超每年都参加“健康军营行”活动。下连队，上哨所，白发的将军为年轻的战士们查体看病，成为多少边防军人最温暖的记忆。
９８抗洪，他坚决要求到前线。１０年后的汶川救灾，他又提出和学校医疗队一起奔赴灾区，背包都打好了，最后还是被留在后方救治转运而来的伤员……
２００４年，陈汉教授去世。４年后，裘法祖院士去世。
一个是他的同事与好友，一个是他的恩师与至交。
比他更年轻和比他更老的老头走了。似不经意间，吴孟超向跟随自己２０多年的程月娥说了一句：“我的有生之年恐怕不多了。如果哪天我真的倒在手术台上，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给我擦擦，不要让人看见我满头的汗。”
闻者泪湿襟衫，吴孟超的目光却依旧清澈如水。 医者仁心
“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
最终找到东方肝胆医院和吴孟超的，大多是无路可走的重症病人。
２００４年，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求学的湖北女孩甜甜生命垂危——她的中肝叶上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多家医院拒绝收治。尽管早在１９６３年，吴孟超就成功实施了中国和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直到２１世纪，仍少有医生敢涉足这一“禁区中的禁区”。
好心人说，上海有个吴孟超，你们找他试试吧。这个２０岁出头的花季姑娘，就这样站在了吴孟超面前。
要进手术室了，父母抓住甜甜的手不肯放，甜甜也告诉自己，这恐怕是今生最后一面了！吴孟超立即弯下腰轻声说：“不要紧张，你醒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你身边……”
两天后从昏迷中苏醒，甜甜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吴孟超，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没事了”。
生命还在！
甜甜这时才知道，手术做了整整１０个小时，吴老创造的肝门阻断，前所未有地在一个手术中实施了４次，才将那个重达９斤、足足有排球那么大的瘤子切下来。
５年后，甜甜把自己的婚礼选在了从吴孟超刀下获得新生的那个日子——９月２４日。
国外的文献中，直径４厘米的血管瘤就被定义为“巨大”。然而，吴孟超面对的，几乎都是“超级巨大”的肿瘤。
１９７５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临产孕妇一样的大肚子前来求治。１２个小时手术，吴孟超和同事们大汗淋漓地切下一个１８公斤的瘤子。
直到今天，这仍是世界上切除的最大的肝部血管瘤；直到今天，陆本海仍健康地活着。
翻开吴孟超的履历，他在无数个本可以拒绝的病例中创造出了一连串的“之最”。无论是在几十年前还是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这些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都是难以复制的奇迹。
“做手术不是做病理解剖，而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许多外科手术教程都是这样开头的。“治疗病人，犹如将他们一个一个渡过河。”老师裘法祖的这句话，更是让吴孟超记了一辈子。
一个冬夜，吴孟超忙完一天回到家，已是晚上１１点多。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李捷玮，第一次从吴孟超口中听到了一声叹息：“我累得腿都抬不起来了……”
李捷玮扶着他上了楼，吴家门口却守着好几个病人。一问，都是来请吴孟超看片子的，等了半天了。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吴老也要休息啊！”李捷玮有些生气。
吴孟超也说：“你们能不能明天再来……”话说了一半，又改口：“进屋坐吧。”
一到吴孟超出门诊，门诊部主任满晓波就揪心。好不容易见到大夫，病人总是反反复复地倾诉，生怕医生没听明白自己的病情，但吴老一个上午要看１０个病人，其中大多数还要亲自做Ｂ超呐。
满晓波心疼，偶尔会忍不住打断病人。这个时候，吴孟超总是狠狠地瞪他一眼：“你多什么嘴？”
“一个人得了肝癌，整个家庭往往都垮了。跟病人多说句话，跟他握握手，就能给他和全家人信心。”吴孟超说。
一个日日目睹生命苦难的人，胸怀一定是博大的。否则，他的心怎能盛得下那么多孤注一掷的托付？
冬天查房，吴孟超会叮嘱学生，先把听诊器焐热了。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他都帮他们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弯下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每个大年初一早上９点，他会准时出现在病房，双手握住病人的手，一个不落地向每个在这里住院的人道一声：“新年好！”
历经岁月积淀，大医之风成就无数传奇与传说。
医院门口，常有人见到吴孟超就扑通一声跪下，递上带来的ＣＴ片。年近九旬的吴孟超就那么在太阳底下站着，一看就是半个小时，然后朗声道：“还有救，来住院吧！”
对方无不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在很多被病魔折磨的人们心里，吴孟超是神仙，他那双金手轻轻一动，就能让人起死回生。
吴孟超当然不是神仙。怎样才能治病救人？他说，一要爱病人，二要有技术，三要踏实地工作。
对工作的要求，吴孟超近乎完美。
集体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开刀。吴孟超会一个个询问，你们都说开刀，麻醉选择什么？器官插管准备好了没？肚子开了拉不上怎么办？他要求大家像放电影般一步步预想手术过程，想好了，才能确定做不做、怎么做。
即使手术方案已经无误，手术前一天，吴孟超还会与Ｂ超室医生一起再次进行病灶确认。晚上躺在床上，他会拿着Ｂ超图设想手术部位的三维画面。第二天进了手术室，还要再读一次片。
将军不打无准备之仗，吴孟超不做没把握的手术。
按理说，像吴孟超这样的大师，是不需要全程手术的。助手们把准备工作完成了，病人的腹部打开了，他再来也不迟。
但，吴孟超往往会比所有人提前２０分钟到达。洗手，规定时间３分钟，他要洗上５分钟，还管别人——“你怎么这么快就洗完了？”肿瘤切除了，他还不走，坐下看学生们缝合——“你怎么选那么粗的线？间距是不是太大了？”
对于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的事，吴孟超深恶痛绝。他给自己的医生们定了不少规矩：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诊断清楚，决不让他们做第二次检查；能用普通消炎药，决不用高档抗生素；手术缝合尽量手工——吻合器要好几千块，手缝虽然多花２０多分钟时间，不要钱……
在这所医院，肝癌手术所有费用不过２万元左右，远远低于国外和国内大多数医院。一位卖了房产来求医的病人接到账单时感慨：“没想到大上海会有这么低的收费！”
“我们要用技术对病人负责，为病人省钱。”这是吴孟超从医一生的习惯。经营医院，怎能不考虑“创收”？面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吴孟超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节约。
纸张用正反两面，会议不提供一次性水杯和茶叶，晚上下班发现走廊的灯还亮着，吴孟超会从头到尾一个个关上……
他说，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怎么能想着从病人身上捞钱？
农民、工人、学生……吴孟超救治过的病人，很多成了他一生的朋友。
蒋声和两次手术时隔３３年，都是吴孟超主刀。医院大楼建成，吴孟超过生日，这位八旬老人都会从浙江赶来。
５年前成功手术的女孩尚蕾蕾，结婚时给吴孟超寄来喜糖，生了孩子又送来红蛋。
还有朱科娜，来到吴孟超身边当了一名护士。２８年前，当她是一个出生仅４个月的婴孩时，正是吴爷爷冒着巨大风险为她切除了肝脏肿瘤。
——那次手术，又是一次震惊医学界的“世界之最”！
“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吴孟超说，“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如果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无数病人就可能在我们的犹豫中抱憾离世。”
大爱无言。 国家使命
“我们能不能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我们建议，以‘两弹一星’和‘神舟六号’攻关精神和运行机制为榜样，组成打破部门界限、学科界限的肝癌攻关协作组……”
２００６年春天，吴孟超联合其他６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报告。
此时，他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学家。
站在人生辉煌的顶点上，吴孟超牵挂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
中国集中了占全世界半数左右的肝癌病人，每年有新发肝癌病例近４０万。尽管我国肝癌术后５年生存率已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的１５％提到了今天的５０％至６０％，仅靠手术和各个单位的分散工作，发病率的下降和治愈率的提高仍然十分有限。
报告引起重视。很快，卫生部将肝病研究纳入“十一五”重大传染病专项。２０１０年的最后一天，“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式落户上海。吴孟超多年来设想的“集团会战”有了全国性的项目和平台，中国肝癌治疗的“航空母舰”即将起航。
“我们能不能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从吴孟超发出第一声追问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
“吴老迈出的每一步，都紧扣时代脉搏，是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的里程碑。”第二军医大学政委陈锦华说。
半个世纪前，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正是从吴孟超和他的同事们手中艰难起步。
世界第一例肝脏手术发生在１００多年前的德国。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初，中国的肝胆外科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访华时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日本的水平，至少也要二三十年！
在听到这句话的当晚，吴孟超向学校写报告，阐述向肝脏外科禁区进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末了，写上１６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攀高峰。”很快，他率领“三人小组”开始了肝脏外科的探索。
１９７８年３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吴孟超，欣喜地迎接着科学的春天。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吴孟超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他先后培养出的２６０多名硕士生、博士生，成为了我国肝胆外科的骨干。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在吴孟超的建议下，肝胆外科扩充为肝胆外科医院。又过了几年，这所医院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医院和研究所。这个世界一流、国内最大的“院所合一”肝胆基地，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方”……
“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的科研没有理由不站到世界的最前沿！”这是一位卓越医生的大志，这是一位科学大家的眼光，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心系国家和民族的情怀！
“开刀顶多是开一个、救一个，没有基础研究，我们就不能真正搞通导致肝癌的病因病理，更找不出彻底解决肝癌的办法。”吴孟超坚信，临床与基础研究是肿瘤诊治的两翼。
“文革”结束，当人们都对“手术刀”充满向往时，他却鼓励一些学生转向基础研究。
他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实验室。就是从那间逢下雨就变成一片汪洋的小平房里，走出了王红阳、郭亚军、从文铭、沈锋、钱其军等基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
对于吴孟超这位严师，学生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被他“骂”得越多的学生越有出息，如果不挨“骂”，就说明你没有前途了。
博士生杨田把自己将在国外杂志发表的文章校样交给老师审阅。此前已经看过这篇文章的吴孟超伸出食指点着字行，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逗号，应该改成分号。”
杨田听了没作声。这算是哪门子的错误啊？
吴孟超知道他的心思。“不能小看这多一点少一点。我们做手术，少一点，肿瘤就切不干净，多一点，可能弄破别的血管！”
这个经常“骂”人的可爱老头，也有着慈父的一面。
一次手术，李爱军一针下去，扎在了吴孟超的食指关节上，皮都揪掉了一块。没想到，吴孟超换掉手套再次上台后，不仅没有责备自己的学生，还反复叮嘱：“你们还年轻，以后千万要注意，别被扎着了……”
“我的技术没有专利。”“衡量导师是否合格，最终的标准是学生能否超过自己。”吴孟超就是这样为一代代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生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是吴孟超送到国外深造的学生之一。１９９６年冬天，正在德国科学院工作的她接到吴孟超电话，说自己在德国出差，要来看看她。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气温低至零下２０多摄氏度。直到晚上１０点多，吴孟超才赶到王红阳的住处。顾不上抖落身上的冰雪，顾不上喝口热水，老师从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病例交给她：“这是国内最新的典型病例，你可能用得上……”
吴孟超盼着他们学成归国。在与学生们的通话中，他会一遍遍讲——“医院新楼已经盖好了，马上就要搬进去了！”“我们今年的门诊量和手术量翻倍啦！”“新的学科刚刚起步，你们大有可为！”
一批批学子如约归来。多年前，吸引着吴孟超回到祖国的，同样是这激情似火的召唤。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英勇作战的事迹，成为马来西亚华侨们的热议话题。吴孟超和同学们把毕业聚餐的钱捐给延安的八路军总部，竟然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回信。
初中毕业，１８岁的吴孟超和６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到达云南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封锁，他们一时去不了延安，只好留在昆明求学。
发生在回国途中的一幕，吴孟超至今无法抹去。
在越南西贡过海关时，验关的法国殖民者要求吴孟超一行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只需签字。
“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名？我们会英文，会中文，会写自己的名字！”吴孟超质问验关员。
“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是东亚病夫！”法国人吼道。
吴孟超紧咬下唇，不让泪水流下来！为中华民族争气——这颗朴素的报国心，从此伴随他一生的选择：回国，从医，入党，参军……
国外的朋友曾不止一次劝说，你这么大的名气，出来办医院，早就是大富翁了！
吴孟超淡淡一笑，他志不在此。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从目睹解放上海的大军露宿街头的那一刻起，他已为自己的忠诚、自己的挚爱找到了扎根一生的土壤。从１９９６年起，他就将个人积蓄和社会捐赠的资金设立基金，用于鼓励和表彰年轻的科研人员。目前，基金已发展为“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总额达到１５００万元。
１９７９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的发言，让世界肝胆外科界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的声音。今天，我国的肝病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位居世界领先，中国人当之无愧地攀上了肝胆外科的峰巅！
吴孟超不愿停下来。在他的蓝图里，５到１０年间，肝癌术后５年生存率要提高到８０％，３０年到５０年间，中国人要为全世界找到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
又一个春天悄然来临。５５年前，同样是在这样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吴孟超先后参军、入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军旗党旗下发出的庄严誓言，与他从医时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起，在吴孟超的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记。
正是这些铭记誓言的人们，筑成了一个国家前行的基石。 吴老------我们学习的榜样，楷模，也是医学界的骄傲。 回复 5# PYCDCXSK
向吴教授致敬。
但是
“啪”，护士递来的手术刀，与他的手掌轻轻相击。
快，准，狠。
血源性职业暴露的生动写照，我们还要继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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