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 禽流感 MERS 新病毒从何而来？
本帖最后由 乔-乔 于 2015-10-1 21:19 编辑SARS 禽流感 MERS 新病毒从何而来？
从肺结核到到SARS再到埃博拉病毒、MERS，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病菌抗击史，为什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依旧有那么多难以治愈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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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打开这篇文章的时候，MERS病毒正在韩国肆虐。截至6月19日，韩国MERS确诊患者166人，死亡24人。这种号称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传染病，至今仍然无法找到有效治愈方法。MERS病毒的袭来，再次唤醒人们对于SARS病毒的记忆：恐慌、不安和无助。从肺结核到到SARS再到埃博拉病毒、MERS，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病菌抗击史。
然而每次当新的病毒来临时，我们依旧要问，新病毒从何而来？为什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依旧有那么多难以治愈的病毒？本文选自劳里·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杨岐鸣、杨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正如作者所谈到的，要攻克致命病毒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舅舅伯纳德1932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医学的时候，他已经目睹过1918—1919年的大流感。他数着巴尔的摩街上缓缓走过的灵车，那时他才7岁。此前3年，他的父亲差一点儿死于伤寒热，是在巴尔的摩市中心得的病。后来不久，他的祖父死于结核病。
12岁时，伯纳德得了所谓的“夏季病”，躺在家里，熬过马里兰漫长、炎热的夏日，像他母亲说的：“懒得动弹。”直到1938年他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实习期间，志愿充当X光实验对象的时候，才发现“夏季病”实际上就是结核病。无疑，他是从祖父那里传染上的，后来病愈，但肺部留下了终生的明显疤痕，胸部X光透视照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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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似乎每个人都有结核病。年轻的伯纳德·西尔伯在芝加哥埋头苦读医科的时候，新招收的护士班学生按常规都要进行检测，看看对结核病是否有抗体。农村来的姑娘刚刚入校学习时，结核病检测总是呈阴性。可以同样肯定的是，在城市的医院病房里待过一年之后，她们的结核病测试都呈阳性。那时，任何疾病都能激活潜在的结核病感染，结核病疗养院泛滥一时。治疗只限于卧床休息和争论不休的膳食搭配、身体锻炼、新鲜空气以及非同寻常的气胸外科手术。
1939年，伯纳德舅舅在洛杉矶县医院开始两年的从医实习，与舅母伯尼斯——一个疫病防治工作者相识。伯尼斯腿有点瘸，一侧耳聋，是童年细菌感染留下的后遗症。她9岁时，一侧耳内生长细菌，最后感染了乳突状骨，而且并发骨髓炎，使她的右腿比左腿约短一英寸，迫使她走路时一颠一颠的。他们相识不久，伯纳德得了严重的肺部感染，由于他是个医生，得到了条件最好的治疗：精心照料和氧气。他病恹恹地在洛杉矶县医院住了一个月，希望他会成为熬过细菌性肺炎的60%的美国人中的一员：当时还没有抗菌素，这是细菌性肺炎的治愈率。
1944年抗菌素研制成功，在这以前，细菌性感染既很普遍，又很严重。伯纳德舅舅无须经过或很少经过化验室的化验，在几分钟之内，就能诊断出猩红热、肺炎球菌肺炎、风湿热、百日咳、白喉或结核病。医生们必须迅速诊断，因为这些炎症会很快恶化。另外，在1940年，化验室能够告诉医生的，一个医术精湛、观察细致的医生也都能独立决定。
当时，病毒还是一个巨大的黑盒子。虽然伯纳德能够轻而易举地区分风疹、流感、圣路易斯脑炎以及其他病毒性疾病，但他既不会治疗、也不深知这些极小的微生物对人体能造成多大危害。
伯纳德舅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触到热带医学的。当时他是陆军卫生兵，曾到瓜达康纳尔岛和太平洋其他战场服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学到了在医学院校极少接触的疾病的第一手知识：疟疾、登革热（碎骨热）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寄生虫病。奎宁对治疗疟疾有神奇的功效，但对于感染了其他热带生物体的美国士兵，他却束手无策；而在太平洋战区，热带病源却处处皆是。
战争进行了两年以后，陆军分发了首批少量青霉素，指示医生们千万节约使用这种稀罕的药品，使用剂量约为5000单位（相当于1993年治疗轻微感染所用最低剂量的三分之一弱）。在早年细菌对抗菌素还没有产生耐药性的时候，这种剂量就足以产生奇迹了。陆军的医生们对青霉素的奇效惊喜万分，竟会收集用过此药的病人的尿液，提炼出青霉素，在其他士兵身上再次使用。
若干年后，我到伯克利加州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免疫学的时候，伯纳德舅舅还会给我讲述一些往事，听起来就像黑暗世纪的医学故事。当时我头脑里装的尽是能够把免疫系统的活细胞分成不同类型的荧光启动激光细胞分类机、基因工程的新技术、单克隆抗体、人类遗传密码的解析等。
“我一直把抗菌素的生产比做国内税务局。”伯纳德舅舅看到我对于抗菌素产生前美国医生经历的艰辛不大感兴趣时，会这样说，“人们总是在寻找漏洞，但是等他们真找到什么漏洞时，税务局马上就给堵上。抗菌素也是这个样子——你前手研制出一种新抗菌素，细菌后手就产生了耐药性。”
1976年夏天，我自然重新想起了伯纳德舅舅讲述的许多道理。那时我正在思考在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学位研究计划，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传染性疾病的消息。美国政府预料会发生一次大规模流感，有人估计其规模之大，会超过1918年：那一次全球性大恐怖，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美国军团组织7月4日在费城一家饭店聚会，不知什么东西竟使128人身患重病，29人死亡。特别奇怪的事正在非洲发生，根据当时含糊其辞的报道，人们正在死于一种可怕的新病毒：在扎伊尔和苏丹，某种所谓绿猴病毒，或马尔堡，或埃博拉，或三种名称的混合称呼，正在引起全世界疾病专家的急切注意。
1981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e）博士发表了一本引起争论的书，名叫《难以平息的浪潮：微生物世界不停的挑战》（The Restless Tide：The Persistent Challenge of the Microbial World）。书中提出，早被认定已经败北的疾病可能杀个回马枪，接着危害美国民众。一年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有的议员问克劳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新传染病？”
“其实并没有出现任何新东西，”克劳斯答道，“瘟疫的到来如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
但是，艾滋病流行的冲击在80年代促使许多病毒学家认真考虑，确实在出现着某种新东西。随着这种流行病从世界的一个地区传向另一个地区，科学家们不禁问道：“这种病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没有别的病源？还会不会发生更加危险的疾病——从空气中由人到人传播的疾病？”
随着80年代前进的脚步，提出这些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在洛克菲勒大学的一次鸡尾酒会上，一个名叫斯蒂芬·莫尔斯的年轻病毒学家来到著名的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面前问道，关于正在出现的微生物，人们的担心日益严重，对此他有何见教？莱德伯格用绝对的词句，斩钉截铁地答道：“问题是严重的。还将更加严重。”怀着一种共同的责任感，莫尔斯和莱德伯格开始征集同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收集证据，提出建议。
1988年，一大批美国科学家，主要是病毒学家和热带医学专家，得出了结论：是拉响警报的时候了。在洛克菲勒大学的莫尔斯和莱德伯格、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汤姆·莫纳特、耶鲁大学虫媒病毒研究单位的罗伯特·肖普等人的倡导下，科学家们寻求办法，使他们共同的想法具体化。他们最担心的是被视为一群爱哭的婴儿，为了研究经费的缩减而哭闹不休；或者被人指责为高呼狼来了。
1989年5月1日，科学家们在华盛顿饭店聚会，饭店同白宫只有一箭之遥。他们在一起讨论了三天，目的在提供证据，说明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远远没有被击败，相反，正在对人类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会议由全国变应与传染病研究所、福格蒂国际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学共同赞助。
“大自然并不慈善，”莱德伯格在开幕词中说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自然选择的单位——脱氧核糖核酸（DNA），有时是核糖核酸（RNA），在各种不同的生物体中根本不是整齐排列的。它们共同分享整个生物圈。人类的生存并不是预先注定的进化程序。遗传变异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可供病毒学习新的伎俩，不仅仅限于按正常规律出现的、甚至经常出现的东西。”
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概述了过去几千年间人类遭受微生物攻击的原因。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麦克尼尔警告说：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本人以为，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的力量是有局限的，”麦克尼尔说，“应当牢记，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
三天之中，科学家们提出证据，证实麦克尼尔的带有预见性的讲话确有道理：病毒正在迅速发生变异；就在科学家们开会时，海豹死于瘟疫；澳大利亚传进新病毒一年间，野兔死去90%；大流感正横扫整个动物世界；安德洛墨达变体（Andromeda strain）几乎以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的形式出现在非洲；超级大城市正在发展中世界崛起，形成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据点；雨林正在被毁，迫使携带疾病的动物和昆虫进入人类居住的地区，使致命性的神秘微生物第一次在大范围内感染人类、危及人类生存有了切实的可能。
我作为年轻一代中的一员，在充满信心的治疗医学时代接受教育，对传染病极少关心。我听着会上的发言，觉得更像迈克尔·克赖顿小说里的内容，而不是来自实践经验的科学讨论。可是我和千万个在抗菌素出现以后，在基因工程时代成长的年轻科学家一样，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有长长一串最近出现的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与血癌有关的人类T细胞白血球过多病毒（HTLV）Ⅰ型和Ⅱ型、最近发现的几种肝炎病毒、在非洲和亚洲发现的多种出血症病毒等。
1991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下属的医学研究所召开特别小组会议，议题是进一步探讨1989年科学家会议提出的问题，并在两个方面对联邦政府提出建议：微生物威胁对美国公民的严重程度；改进美国疾病监测和监管能力应采取的步骤。1992年秋，医学研究所公布了研究报告：《正在出现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Emerging Infections：Microbial Threats to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传染性疾病在美国出现的危险确实存在；当局准备不足，难以预见和处置新的流行病。
“我们要发出的信息是，问题是严重的，而且会更加严重。我们需要加强工作来扭转局面。”莱德伯格在报告公布的当日说。
报告公布以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开始冥思苦想，终于在1994年春制订出一个计划：提高警惕，对疾病暴发作出迅速反应。由于对1981年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的出现反应迟缓，使得流行病扩大，到1993年已涉及150万美国人，每年耗费联邦政府120亿美元，用于研究、制药、教育和治疗。
疾病控制中心决心不再重复这种错误。
但是在1993年也有不同的声音，反对美国科学界目光短浅，往往只强调病毒，单单重视对美国公民造成的威胁。曾直接同疾病作过斗争的白衣战士如乔·麦考密克、彼得·皮奥特、戴维·海曼、乔纳森·曼、丹尼尔·塔兰托拉等有力地争辩道：微生物并不遵守人类的国界。另外，他们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在出现的最危险的疾病不是病毒性的，而是细菌和寄生虫引起的。他们说，需要开阔视野。
其他持批评态度的人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看人类漏洞百出、指导不当的控制微生物的行动就会发现，大部分问题正出在现在呼吁提高警惕的科学界本身。乌韦·布林克曼、安德鲁·施皮尔曼、功有田等人提出，在全世界富国的学术单位和政府机构看来似乎是可行的微生物控制措施，到地球上的穷国去执行时，却会造成灾难。
持批评态度的人指责美国人，说他们眼光狭窄，只看到疾病在美国出现，却看不清真实的形势。当你看到一个身裹绿色“肯加”的恩德贝勒族小女孩时，这形势就不言自明了。她躺在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城外一个卫生所的硬邦邦的土地面上。她母亲坐在她身边，恳求的目光投向走进这个两间屋子的诊所的每一个陌生人。4岁的女孩发出微弱的哭声。
“她得的是麻疹。”诊所主任说，用手指着孩子，态度严肃。他领着一个参观者出去观看当地改进抽水马桶和提高农村儿童膳食中蛋白质含量的业绩。
一个小时后他又返回这个泥糊的篱笆诊所时，只见小孩的母亲扭动身体，痛苦万分，泪水悄悄滚下面颊。小孩微弱的哭声已经停息。又过了几个小时，那位母亲和她的丈夫将一领卷起的草席横放在自行车车把上，席里卷着小女儿的尸体。他们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边，推着自行车，凄惨地沿着红色的泥路走去。
当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母亲们安排孩子们“接种疫苗”，故意让年幼的子女接触一下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甚至鸡天花的时候，这些疾病却在迫使世界上某些最贫穷的国家的父母们求天告地，来面对他们的一半儿童在10岁前就会来临的死亡。
美国的医生在他们负责保健的人动身到墨西哥的提华纳以南旅行前，会开出一长串需要接种的疫苗和处方药，这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据，证明了全世界在富有与贫穷、发达与落后之间的巨大差别对卫生方面带来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对南半球的贫穷落后感到遗憾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把大量的金钱投到最贫穷的国家，兴建项目，意在使这些国家的民众进入“现代”。当时的逻辑是：随着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经济状况逐渐接近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民众的健康状况自然会改进。
但是到1990年，世界上主要的贷款国家与机构不得不承认，现代化活动只是恶化了第三世界普通百姓的状况，增加了各国上层和外国机构的权力、财富和贪污腐败。充满田园风味的农业社会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就面目全非，成了围绕着一个或几个巨大的城市而存在的国家。这些城市越来越大，像是田园画上的污泥浊水，淹没了民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将年轻的求职农工冲向乱糟糟的半城半乡的贫民窟，里面连起码的人类垃圾处理和公共卫生设施都没有。
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化自由市场世界，社会各阶层的人对于环境污染与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日益关心起来。由于杀虫剂滥用、含铅涂料、石棉纤维、空气污染，以及使用添加剂的食品的危险日见明显，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民众呼吁制定法规，限制对环境和食品的污染。
随着地球大气层臭氧空洞的发现，全世界的科学家开展了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为了防止地球保护性臭氧层的进一步污染、破坏，全球应负何种责任。同样，海洋生物学家也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题目是为了改变地球各大洋的不良状况和鱼类、珊瑚及哺乳动物遭遇的近乎灭绝的危险现状，世界各国应当共同承担何种责任。保护主义者把注意力转向全球野生动物的保护。生物学家如哈佛的E·O·威尔逊和史密森学会的托马斯·洛夫乔伊则提出警告：可能出现一次全球性动植物种群的灭绝事件，其规模之大，可以与白垩纪恐龙的绝种相比。
威尔逊提到了地球古代史上5次大规模灭绝事件的化石证据，接着问道：对于人类亲手造成的环境破坏，世界还能容忍多久？“有人相信人类所毁掉的，大自然会使其复生；这些数字应当使他们停下手来了。也许会复生，但是所用时间会很长，对现代人来说不会有任何意义。”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恩首先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指的是通过传播技术，把全世界紧紧地连在一起。随着人类进入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这个概念在地球生态的意义上已经明显地印入人们的思想。环境保护主义者正在从宏观上考虑，设法改变相距遥远的地方如日本、阿拉斯加、俄罗斯、挪威的捕鲸政策。世界银行决定把生态问题列入向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审查标准。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证明，如果认为控制毒性危险这个问题的解决，永远要受国家主权的制约，那将是愚蠢的。
1992年，美国选举了一位主张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性马歇尔计划来保护环境的副总统。艾伯特·戈尔提出，除非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改变人类的观念，再加上细致的国际管理体系和经济刺激，否则便很难保障地球生态的继续平衡。他引用持批评态度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话说：“对保持现状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将会继续阻止任何有意义的变革，直到关心生态系统的多数公民站出来说话，并敦促他们的领导人采取措施，使地球恢复平衡。”
如此看来，在宏观的层面上，关于经济公平和发展、环境保护、对某些问题的条规的建立，已经产生了一种全球共用的感知。尽管在看法上和语意上还有分歧，但是早在柏林墙被推倒以前很久，对某些问题的观点的全球化已经越过意识形态的界线而产生。从那以后，全球化的速度更快了，尽管在美国以外，有人表示了相当大的担心，担心美国会对环境、通讯、发展等领域的全球化，在思想意识、文化观点、技术和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
不过，直到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出现以后，卫生全球化的局限性和必要性，才超越群众性接种和腹泻控制计划，而在更大范围内变得明显起来。自从1981年在纽约和加州的同性恋男子中发现艾滋病那一刻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折光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正极光，也就是各种社会希望别国据以观察自己的正极光，被分割成千万个彼此不同的闪光小片。通过艾滋病这个棱镜，世界公共卫生专家就有可能看出人类的神圣组织，包括医疗机构，科学、宗教和司法体系，联合国，各种政治制度下的政府体制等等的虚伪、残酷、失败和无能。
著名科学家的结论是：如果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是一个典型，那就可以说人类正面临极大的问题。对于这种新疾病的出现，人类的态度先是漠不关心，接着是对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视，最后则产生一种病态的无所谓的感觉，用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说这种病毒是毫无害处的，有人说某些人群或种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后痊愈。他们说，历史自会判断20世纪80年代世界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的表现：到底是把他们视同17世纪伦敦的教士和贵族，自己逃离城市，留下贫苦大众去忍受腺鼠疫的折磨，还是历史更加宽容一些，仅仅认为他们是没有能力看到暴风雨，直到暴风雨夷平了他们的住处？
过去5年间，科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曾经表明他们的担心，说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远远不是一次公共卫生方面的差错，而更可能是未来的问题的征兆。他们提出警告：尽管经过了艾滋病的惨剧，人类并没有学会对新的微生物作好准备和实施对应的办法。他们呼吁人们认清，任何一国的环境在微观层面上的变化都会在宏观层面上影响全球的生活。
毕竟，人类的宿敌是微生物。微生物并没有因为科学发明了医药、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绝迹。在产业化时代以后，美国人和欧洲人虽然清理了他们的大小城市，微生物也没有消失。微生物当然更不会仅仅因为人类忽视它们的存在而寿终正寝。
（原文标题：SARS 禽流感 MERS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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